《鲁迅全集》无疑是鲁迅诸多后事中之最大者。蔡元培对第一个中文版《鲁迅全集》所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有的还是别人很难取代的。

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实名感谢了很多人,其中对蔡元培的感谢所用感情最深,篇幅也最长:

蔡元培对全集出版方面,曾再三赐予援助,计划久远,费去不少精神。且曾向商务印书馆设法订立契约;只以烽火弥漫,商业停顿,欲即速进行,势有不可;而全集出版,众望殊殷,事不宜迟。此中隐衷,幸蒙商务负责人王云五先生同情谅解,来函允先出版,不胜感激。至蔡元培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所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的感幸。

在这段文字中,许广平说蔡元培对全集“再三赐予援助,计划久远”,是最早几个知悉并参与全集工作的人之一,而且直到出版之际还在助力,可谓自始至终。许广平提到蔡元培对全集所作的两个方面的贡献:一是积极联系出版社,即“曾向商务印书馆设法订立契约”;二是为全集作序。

除此之外,蔡元培对全集的贡献还有敦促国民党中宣部通过审查,自己掏钱订购、题字,等等。且让笔者一一道来。

辞任后又出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

在第一个中文版《鲁迅全集》封面的编著者位置上,赫然印着“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 编”。在该书出版时,蔡元培正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说:“本会主席蔡元培先生,副主席宋庆龄先生,曾通函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所谓“通函”是指发布公开信,其内容相当于征订启事甚至广告词。所谓“募集纪念本”是指号召海内外人士预购纪念版全集,以募集促成全集出版的资金。许广平接着还抄录了这份通函,其文末的署名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 副主席宋庆龄”。胡愈之晚年在回忆文章中明确说明:“为了争取扩大发行,用‘复社’的名义出版不行了,就改用‘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实际上只是用会长蔡元培和副会长宋庆龄的名义。”会长与主席异名而同义。

《鲁迅全集》样本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8年编印

关于蔡元培出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1936年10月20日”专门列了一条,先说“鲁迅逝世,与宋庆龄先生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主持丧葬事宜,亲为执绋送殡,在墓地举行葬仪时致悼词”,接着说“随后,出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推动《鲁迅全集》之出版”。似乎这几件事都发生在这一天或不久之后。事实上,鲁迅逝世、宋庆龄约蔡元培“加入治丧委员会”是19日,蔡元培送殡和致悼辞是在22日,纪念委员会成立则是大半年之后了。

值得一提的是:纪念委员会正式成立时,被选为主席的不是蔡元培,而是宋庆龄。纪念委员会成立于1937年7月18日。次日,上海的《时事新报》就作了有关报道,其中说:“大会组织推宋庆龄女士为委员会主席。”7月19日,上海《大公报》有关报道的题目中便显示了这个重要信息,即“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昨日开成立会 出席中外作家四十余人推宋庆龄为纪念会主席”。

那么,为何纪念委员会有两个主席这样貌似矛盾的说法呢?

鲁迅研究者沈濯认为,成立时的主席确实是宋庆龄,后来“纪念委员会的中坚成员,重新商定由蔡元培出任主席、宋庆龄改任副主席”。

这里有两个疑问:蔡元培为何在成立时没有担任主席?他为何后来又担任了主席?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之前有治丧委员会和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在这两个组织里,蔡元培都是负责人(相当于主席),由筹备委员会过渡到正式委员会,理应由他担任主席。那么为何担任纪念委员会主席的不是蔡元培而是宋庆龄呢?

原来这是根据蔡元培自己的提议而作出的安排。

在纪念委员会成立会议举办前2天,即1937年7月16日,蔡元培致周建人函,说:“弟身体又不大好,十八日不能到会,谨援外埠委员不能来沪之例,请先生代表。弟本拟在会场提议,推宋庆龄委员为永久委员长,敬请先生代表提出。”

从会议讨论的结果来看,与会者还是充分尊重了他的意见。7月19日,周建人回复道:“先生近日身体如何?念念。嘱向鲁迅纪念会成立会提出推宋庆龄先生为委员长一节,昨日已代提出,并已通过,不过名称上,讨论结果,改称为主席而已。知念,特此奉告。”

蔡元培辞任委员长的理由是身体不好,这是真的。1936年11月,70岁的他曾大病至濒危。好在抢救过来了,但从此到1941年病逝,他的身体一直不好。1937年5月28日,他就有过类似的一次辞任行为。当时,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举行第九次大会,他“‘声明不能出席,且力辞连任’会长,要求改推其他人继任”。

主席之名已经通过新闻媒体向全世界公布,后来却又由宋庆龄改为蔡元培,不是小事一桩。这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其间到底有什么原因呢?胡愈之在上面说了蔡、宋名义之后,紧接着说:“我征得刘少文同志的同意,在1938年4月下旬离上海到了香港,把出版《鲁迅全集》的计划向蔡、宋两位报告,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蔡元培当即挥笔写了‘鲁迅全集’四个字。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声望很高,经他题签的书,国民党也就不能对它怎么样了。”

笔者之前曾多次读到这段文字,每次都有一个疑问:向蔡、宋两位报告《鲁迅全集》出版的计划,是可以通过书信的方式解决的。当时日本已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胡愈之为何要冒着危险,千里迢迢,亲自奔赴香港去请示汇报?笔者估计,主席换人之事大约发生在1938年4月下旬,胡愈之这趟香港之行的前后。胡愈之在离开上海前,已经琢磨好了,要请蔡元培出任主席。正是因为这一改动事关重大——主要是关乎宋庆龄的名誉和面子,所以胡愈之决定不辞辛劳,亲自去香港作解释。从结果来看,他的解释和请求,得到了蔡、宋两位的赞同和支持。蔡元培那时身体依然不好,但还是支持,或者说同意受任主席之职责。这说明,为了《鲁迅全集》早日出版,他把老命都豁出去了。宋庆龄呢,一贯是宽宏大量的,或者说她本来就认为蔡元培比她自己更合适担任此职,所以也甘愿让贤。

胡愈之他们认为,蔡元培任主席更有利于全集在国统区发行。鲁迅基本上是站在国民党政府对立面的,被蒋介石目为敌人。在他生前,很多书都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大部分都没有拿去内政部登记受国民党中宣部审查,都属于“非法出版物”。后来,为了合法出版全集,许广平曾把所有要放在全集中的书都拿去登记送审,结果被要求删改许多。而在上海孤岛租界、国民党统治权之外,他们打算不理会那些删改的要求,以原貌和全貌出版全集。但是,这套书的很大一部分市场或者说潜在买主是在国统区。假如在国统区被禁,损失还是比较惨重的。因此,胡愈之他们需要给这套书贴上象征性的护身符和通行证。他们认为,蔡元培的名字以及题字和序就是这样的护身符和通行证。因为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而且左中右各种势力都敬佩他、买他的账,连蒋介石都要礼让他三分。而宋庆龄呢,属于国民党中的左派,与掌权的右派分子有点格格不入,甚至一度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因此,请蔡元培当主席,能让这套书更安全、更广泛、更光明地在国统区发行,哪怕当局想禁,也碍于蔡元培的面子,不好意思下狠手。据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的女儿胡德华在《复社与胡仲持》一文中所说:“《鲁迅全集》原来拟请宋庆龄先生题字,为了使全集能够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同时约请蔡元培先生题字。”因此,可以说,此次主席之更改主要是“为了使全集能够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

想请国民党元老为这套书保驾护航,是全集主事者“蓄谋已久”的。早在1937年1月,许寿裳就和马幼渔、沈兼士等全集编委商定了一份这样的所谓“元老名单”。7月2日,他给许广平写信说:“元老名单系本年一月间,与幼渔、兼士诸公所酌定。上次裳回南时,因蔡先生抱恙未痊,故直至此次始得面交。”“此次”指的是1937年6月29日许寿裳到上海去蔡府“晋谒”。7月1日,他给蔡元培写信说:“《鲁迅全集》编印委员会及募集鲁迅文学奖金基金事,均承慨允提倡,领导群伦,欣幸何似?宋庆龄、李石曾、张溥泉、孙哲生、汪精卫、于右任、朱骝先、顾孟余诸先生处,已蒙致函征求否?”他与蔡元培谈到了全集一事,“编印委员会”本来指的是编辑委员会,是许寿裳最早倡议的。7月2日,他致信许广平,提出建立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说:“全集编印(或用编辑,何者为宜?应决定)委员会委员七人,其中马、沈及启明三君,已由裳函知,茅盾处,请由弟通知,对商务亦可以七委员名通知。”但是,此处编印委员会与其说指的是编辑委员会,还不如说指的是纪念委员会。这里列举的国民党元老恐怕不会也不适于做具体的编辑工作。许寿裳等人是想要请他们进入纪念委员会——希望他们出钱、出力、出名义。因此,许寿裳应该是带着那份元老名单去面见蔡元培的,并希望蔡元培能帮忙写信号召他们加入,所以在信中有此催问。

许寿裳不仅自己催问,应该还让周建人催问过。1937年7月16日,蔡元培致周建人函,写道:“纪念鲁迅先生各事,已由季茀先生详告。致宋庆龄、孙哲生、汪精卫、顾孟余、于右任、张溥泉、朱骝先诸先生函,请其参加纪念委员会(惟宋先生函中不提此事,因渠已承认为委员也),并筹集基金,已陆续发寄。”这说明,编印委员会确实指的就是纪念委员会。蔡元培确实亲自给元老们都发函邀请了。但是,从最终公布的全体委员共计72人名单中,没有孙哲生(科)、汪精卫、顾孟余、于右任、张溥泉(继)、朱骝先(家骅)等人的名字。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沈濯认为:“这批‘元老’的未被列入,时间来不及看来是主要因素。”还以“孙科直至7月2日方复函”来论证。但是,从6月29日蔡元培收到名单到7月18日成立大会召开,总共有20天时间,这些人当时基本上都在北京、南京和上海即京沪铁路线上,从一地到另一地,邮件走一个来回一般在五天之内,因此时间是足够的。哪怕从发寄请柬的时间即7月9日来算,也有11天之久,也够邮件往返。笔者以为,主要的原因恐怕不是时间紧促,而是他们对骂过国民党的鲁迅还是心有余悸,避之唯恐不及。孙科在蔡氏邮件寄出两三天之后,即7月2日就复函,恰恰反证了时间的绰绰有余。只不过,他在信中说了一番客套话,却还是婉拒了加入纪念委员会的邀请。

也许正是因为蔡元培的巨大威望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那些元老虽然没有加入,但全集后来出版后在国统区发行,果然基本上畅通无阻。

沈濯认为,胡愈之等人以蔡代宋的原因还有两个(只不过一个是他们不需要说的,另一个是他们不好意思说的)。

他们不需要说的理由是:“蔡先生原来就是筹备会负责人,也是《全集》七名编辑委员之一,所以为更好印行《全集》而出任主席,当然义不容辞。”坊间流传着两份《全集》编辑委员会七名委员的不同的名单,无论哪一份都有蔡元培。而宋庆龄既不是筹备会成员也不是编委会成员。

他们不好意思说的理由是:“众所周知,蔡元培先生在学术界、文化教育界德高望重,所以,这时主席的最佳人选非他莫属。”《鲁迅全集》之出版毕竟主要还是文化界而非政治界的大业,宋庆龄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在政界,而非文化界,这也是孙科等政界元老不愿意加入纪念委员会的内在原因。

总之,在《全集》出版驶入快车道之际,蔡元培带病勉力同意担任纪念委员会主席,从而给《全集》在国统区的预售和发售工作开了绿灯。

敦促邵力子通过审查

许广平说蔡元培之于《鲁迅全集》“计划久远”。“久远”指蔡元培很早就知悉全集编辑出版之事。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之后第三天即10月21日,许寿裳即致函蔡元培。一周之后,即1936年10月28日,许寿裳致信许广平,在信中转述了他给蔡元培信的大概内容:

豫兄为民族解放始终奋斗,三十年如一日,生平不事积蓄,上有老母在平,……如能刊印全集,则版税一项,可为家族生活及遗孤教育之资。然此事有政治关系,必仗先生大力斡旋,始能有济,务请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贡献文化之功,尽释芥蒂,开其禁令,俾得自由出售,然后始能着手集资,克期付印,否则纵使印成,版权既无保障,到处擅自翻印,流行如故,徒利奸商,于政府何益云云。

可见,最早动议出版《鲁迅全集》的是许寿裳,而且就是在这封他给蔡元培的信中首次提出的。许寿裳先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谈出版的打算,接着说了合法出版的难度,然后说只有蔡元培出面方能解决这个问题,相当于请求蔡元培“大力斡旋”。但是,蔡元培一开始非但没有同意帮助向政府有关部门疏通,而且认为没必要去向政府申报。蔡元培的逻辑是:既然之前大部分鲁迅著作都没有申报取得所谓合法版权地位,现在也没有必要去申报,照样兀自印行就行。

不过,许广平与许寿裳经过通盘慎重考虑,还是决定送审。从1936年11月起,许广平就陆续把拟收入全集的鲁迅著译托人送至国民政府内政部去进行法定登记。除了寥寥几部以前被内政部登记过的书(有的被禁,有的准予发行),其他大部分都要转交国民党中宣部审查。

国民党中宣部迟迟没有释放明确的信号。二许私下里也请托甚至转托了好多人,但进展都不太顺利,他们非常焦虑、紧张,于是再度求助于蔡元培。

1937年5月13日,蔡元培收到其中央研究院的秘书马孝焱转来的许寿裳的求助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孝焱寄来季茀函,为鲁迅遗集事,属函告中央宣传部,为作函致邵力子。”

许寿裳在信中直接请求蔡元培给邵力子写信疏通。这次蔡元培不仅没有推脱,而且当即写信给邵力子。邵力子不敢耽误,马上了解情况并作了当面汇报。5月20日,蔡元培复函许寿裳说:“鲁迅先生遗著事,弟曾函商于中央宣传部邵力子部长,力子来谈,称:内政部已转来呈文,当催促部员提前检查。”请注意“来谈”的意思是,邵力子接到函托之后,马上到蔡府毕恭毕敬地“趋谒”,因为他曾是蔡元培的得意门生。因此,许寿裳相信,蔡元培出面,事情必成。5月21日,许寿裳给许广平写信,告知“蔡元培已函托邵力子也”。5月25日,在许寿裳致许广平的信中,为了让后者放心,他还引用了蔡元培给他回信的有关内容。两天之后,5月27日,他再次致信蔡元培,充满感激和感情地说:“鲁迅遗著事,承先生亲与力子部长一谈,部中必能知所注意,免除误解,使一代文豪,荣于身后,亦全国文化之幸也。”

最后,国民党中宣部虽然提出了一大堆具体的删改意见,但同意出版全集。应该说,蔡元培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接洽商务印书馆:从订约到废约

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出版文化机构。许多人提议或者说期望《鲁迅全集》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3月,国民党中宣部的审批工作还在进行中,许广平和许寿裳在运筹时就曾设法联系商务印书馆。

徐忠友在《第一部〈鲁迅全集〉的出版》一文中说:“因蔡元培先生是鲁迅的好友和老乡,所以许广平特请蔡元培先生出面与商务印书馆接洽、推荐,又请马裕藻、许寿裳两人通过胡适转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先生帮忙。”意思是许广平同时找蔡元培和胡适帮忙与商务印书馆接洽。事实是如此吗?

徐忠友没有注明或说明他这个论断的来源。或许是来自6月3日许寿裳致许广平函,信上说:“方希孔前月初有回信,兹附上,中宣部审核结果想不久即可发表。阅报蔡先生已返沪,弟可去一访,并将经过情形简单报告。适之有回信否?在“中宣部审核结果想不久即可发表”之际,许寿裳为何要找蔡元培和胡适?都是为联系商务吗?

找胡适为的是联系商务印书馆。许广平曾于3月21日和23日接连两次写信给许寿裳,请后者设法找到有力合适之人,去跟商务印书馆商量。许寿裳想到的是胡适,因为胡适在出版文化界说话有分量,而且跟商务印书馆当时的掌门人王云五能说上话。王云五早年曾在中国公学任教,胡适是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张元济等曾试图聘请胡适作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但胡适谢绝了邀请,同时力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

许寿裳本人不熟悉胡适,他请《鲁迅全集》的另一名编委、也是北大资深教授马幼渔出面去跟胡适沟通。胡适满口答应。于是,1937年3月30日,许寿裳写信告诉许广平这一好消息。为了加持胡适的积极性,5月3日,许寿裳又致信许广平,建议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邀请胡适为纪念委员会委员。许广平回信说,先请许寿裳和马幼渔当面问问胡适是否愿意。胡适表示愿意。5月17日,许寿裳又致信许广平,让后者直接给胡适写信,一方面表示感谢,另一方面表示想要及时了解胡适与王云五接洽的情况。

5月23日,许广平遵嘱给胡适写信,极为谦恭虔敬地说:“伏乞便中嘱记室草下数行,示以商务接洽情形,以慰翘盼,无任感荷之至!”次日她就给许寿裳写信,告知说她给胡适的信已经发出。许寿裳所问适之回信,指的就是胡适对许广平这封信是否有了回信。胡适似乎并没有直接给许广平回信,倒是在6月初把一封致王云五的信寄给了许寿裳。那是一封介绍信,即把许广平介绍给王云五。

6月7日,许寿裳把这封信转寄许广平,并附一封短信:“胡适之来一绍介函,特奉上。请阅毕转致王云五,或先送蔡先生一阅,请其亦作一函绍介。双管齐下,较为有力,未知尊意如何?”这个蔡、胡双管齐下说,也可能给徐忠友的论断提供支撑。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在这个环节蔡元培给王云五写信疏通的史料。

笔者以为,凭借胡适与王云五亦师亦友的私人关系,胡适的亲笔信已经基本上搞定了王云五,至少表面上王云五已经同意出版全集。只不过,王云五提出的条件是要等到国民党中宣部正式批复同意出版全集,商务印书馆才会签署出版协议。精明的王云五在给足了胡适面子之后,把球又踢回给了二许。在前面所引的6月3日那封信中,许寿裳建议许广平去拜访蔡元培,简单报告的主要就是国民党中宣部审核的经过情形,而不是与商务印书馆接洽的情形。

有人说:“在胡适的敦促下,许广平终于和商务印书馆签订了《鲁迅全集》出版合同。”这一论断与事实不符。王云五在看到胡适的信后只是口头同意,并没有签订合同。也因此,许广平后来想提高版税,但这一涉及钱财的具体要求恐怕无法向胡适开口,因为毕竟胡适与鲁迅全家的关系并不那么亲近。于是,她跟许寿裳商量下来,以为倒是可以劳驾蔡元培去说项。1937年7月5日,许寿裳给蔡元培写信说:“《鲁迅全集》之印行,日内将与商务订约。顷接景宋夫人信,谓版税一层,可否转求蔡先生赐函,与商务磋商,最低限度为全部百分之二十(连影印者均在内,商务以前口头表示最多百分之十五,而北新向系百分之二十五);因鲁迅先生之地位,著作之精到,读者之信用,俱有可以优待之价值。且遗著有一定期限(记得是二十年),过此即不能支取版税,如蒙蔡先生一言,当有良好效果云云。裳以版税为其上赡老母,下恤嫠孤之惟(唯)一收入,关系至重,故敢据情上陈。倘蒙允为致函,最好在订约前一办,迳送商务。是否有当,统候钧裁。”

蔡元培乐善好施,对于别人的请求一般都抹不开面子,总是尽力施予援手,更何况是来自鲁迅一方的请求呢?他自然会答应二许去跟王云五理论,帮助许广平争取利益最大化。王云五在《蔡孑民先生与我》一文中写道:“蔡先生毕生度着学者的生活,同时富于中国的人情味,多年以来对于推介之请求既然是来者不拒,一旦予人以峻拒,定然使受者万分难堪,因此,到了晚年他还是保持此种多年习惯。”

王云五不好驳蔡元培的面子,一般情况下会将就答应。这次他应该也是满足了许广平的版税要求,订了约。当然,王云五还留了一手,他把话说得非常漂亮,哪怕后来事情做不成,责任也推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说是因为后者不愿意让出单行本版权,所以商务印书馆才无法出版全集。这使得许广平不仅无法责难他,还会在感谢蔡元培的同时感谢他,所以才有本文开头那一段文字:“且曾向商务印书馆设法订立契约;只以烽火弥漫,商业停顿,欲即速进行,势有不可;而全集出版,众望殊殷,事不宜迟。此中隐衷,幸蒙商务负责人王云五先生同情谅解,来函允先出版,不胜感激。”笔者猜测,其实就王云五而言,《鲁迅全集》仿佛是一只胡适和蔡元培硬塞给他的烫手山芋。他料想在现实政治和实利经济上都不会给他和商务印书馆带来好处,反而会有不良后果。因此,在整个过程中,他一面在反复掂量,一面寻找不同借口拖延,希望拖黄拉倒。最后,许广平他们实在拖不起,只好主动提出废约。王云五算是舒了一口大气,因为这样的解决法使得他、蔡元培和胡适都保住了面子。

有意思的是:许广平是在蔡元培最后帮她说项后,与商务印书馆订约的,而最后与商务废约,也是经过蔡元培之手。1938年3月20日,茅盾在香港代表许广平与王云五进行最后谈判之后,写信给上海的许广平,提出“废约”的建议。4月19日,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并有许广平致王云五函,属转致。”笔者没有找到此函,不过据此推测:当时,复社已经开始接手全集的出版业务,并紧锣密鼓地开展了起来。许广平这封给王云五的信,八成是关于废约的。她大概不好意思直接把这样终止合作关系的信寄给王云五,所以委托蔡元培转交,解铃还须系铃人嘛。王锡荣也有类似的看法:“《全集》原来已经与商务印书馆有了协议,现在要自行出版,需要取得商务方面同意。1938年4月19日,茅盾携许广平信,到香港找到蔡元培,请他出面与商务协商,准许上海方面自行出版,并请他作序。后经蔡出面,征得了商务同意。”

作序:“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

众所周知,第一个中文版《鲁迅全集》的序是蔡元培写的。那么,是谁提出请蔡元培写序的?又是如何或通过谁去提出这一请求的?写作的过程又如何?

许寿裳起初要许广平为《鲁迅全集》作序。1937年6月中旬,国民党中宣部和内政部已经基本同意出版全集。7月2日,总是善于未雨绸缪的许寿裳给许广平写信说:“现在最先应准备者,是全集总目及全集总序,此事非弟担任不可。请着手为盼。”许寿裳和许广平因为是本家,所以亲上加亲。许寿裳在书信中喜欢亲切地称许广平为“弟”,不过,许广平毕竟是晚辈,不敢以兄相称,而是一直尊称许寿裳为“师”。许寿裳之所以说总序非许广平担任不可,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和夫人,对鲁迅了解甚深,又是全集事之总协调者,对全集诸端了解甚透,再加上许广平本人也是文章好手。

许广平的回信没有留存,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没有同意写序,因为她可能觉得自己毕竟是晚辈,而且也不是名流。她想要请一位至少跟鲁迅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和分量差不多的人来写。

葛飞认定,首先起意请蔡元培写序的是许寿裳。他说:“许寿裳起初要许广平为《鲁迅全集》作序,许广平惶谢,许寿裳遂改请蔡元培主笔。”但笔者以为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许广平先向许寿裳提出想请蔡元培写序,然后这个提议与许寿裳一拍即合。

7月5日(当时京沪之间邮局投递效率之高令人惊叹),许寿裳连写两封信。第一封是给蔡元培的,他说:“又《全集》总目,现正由景宋夫人准备初稿,将来脱稿后,当呈尊核,以求赐序,以增《全集》声价。”接着他写信给许广平,定下请蔡元培写序且提出了进一步的操作方面的建议:“总序可俟总目编成后,送请蔡先生主笔,惟仍须由弟供给材料。顷致蔡先生书中亦已述及求其作序。”此处,许寿裳料想到蔡元培会非常重视这个序——不会贸然下笔,所以,要求许广平给蔡元培提供更多的材料和思路。因为他考虑到虽然蔡元培与鲁迅亦师亦友数十年,但未必通读过鲁迅的著述。因此,许寿裳接到许广平的回信后立即给蔡元培写信,也表明求其作序的态度。

蔡元培应该是回信满口答应了(可惜原件也未留存)。许寿裳把蔡元培的回信转给了许广平,后者大为高兴,给蔡元培直接写信道:

孑民先生道鉴:

《鲁迅全集》序文,承蒙先生允予执笔,既示读者以宗尚,更发逝者之幽光,诚生死同感,匪言可谢者。顷奉季茀师来谕:“兹得蔡公函,愿为全集作序,惟嘱将必须注意或说及者详告之,以便执笔,用特奉告,务请示我大略”云。窃思迅师一生,俱承先生提拔奖腋(掖),无微不至;一切经过,谅在洞鉴之中,直至最终。其能仰体先生厚意而行者,厥为在文化史上的努力;即有成就,足资楷模者,或在于此。序中,稍予道及,使青年知所景从。

果然不出许寿裳所料,谦虚谨慎的蔡元培在表示愿为全集作序的同时,嘱咐许寿裳他们详细告诉他序中需要注意说及之处。蔡元培如此谦逊,许广平真的不好意思去告诉蔡元培应该写什么,而是笼统地说,请蔡元培表彰一下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努力”和成就。

两天之后,北京发生卢沟桥事变,接着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不仅人心惶惶,而且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1937年12月,蔡元培甚至由上海流亡到了香港,由于辛苦辗转,身心俱疲,到香港后就生病了,哪有心思和条件从容不迫地阅读材料、构思写序?

另一边,原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事也因战乱等耽搁甚而暂停,于是,中间有一段时间,二许没有或不敢催促蔡元培写序。

转眼就到了1938年3月下旬,在打算与商务废约之际,许广平等决定由复社出版全集,并且忙忙碌碌地开始了编辑、校对、排版等各项工作。几乎同时,请蔡元培写序的事也提上了日程。许广平先是自己给蔡元培写第二封信催请。3月22日,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得许广平夫人函告:《鲁迅全集》将由复社印行,附来印行《鲁迅全集》暂拟方法,并嘱作序。”

但是,蔡元培似乎没有给许广平回信,这让她更着急了。4月中旬,她又写信给在香港的茅盾,委托茅盾登门转去自己给蔡元培的请求信和全集的目录。据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引用蔡元培本人的《杂记》手稿:“(四月十九日)沈雁冰来,谈《鲁迅全集》付印事,携有许广平函,附全集目次。”此处,“许广平函”指的就是她催请蔡元培作序的第三封信。“目次”指的是许寿裳所说的“总目”。

同时,许寿裳那边也托人委婉催请。仅仅一天之后,即4月20日,蔡元培接到马孝焱的信。他在日记中记录道:“得马孝焱六日嵊县函,言一时未能来港。又言季茀为《鲁迅全集》作序事,欲函商,属我直接与通讯。”

但蔡元培并没有马上给季茀(许寿裳)写信。这时,4月下旬,胡愈之专程从上海前往香港,看望蔡元培和宋庆龄,代表复社报告《鲁迅全集》出版进展情况。他先找到茅盾,然后在茅盾陪同下,前往蔡家。4月30日,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沈雁冰、胡愈之来。致季茀航空函,询对于《鲁迅全集》作序之意见。”从这个记载看,此时蔡元培在经过茅盾等人两次催请后,还是没有动笔,这主要是因为谦虚和慎重。茅盾和胡愈之也是如此。关于序言内容,他们都不便或不敢置喙。当然,此间的另一个原因是早在一年前,蔡元培应允写序之初,就曾请许寿裳“将必须注意或说及者详告之”。茅盾和胡愈之或许觉得,那么何不再催问一下呢?于是,蔡元培立即专门写信去询问许寿裳的意见。他在信中说:

……接马孝焱兄函,说关于《鲁迅全集》作序问题,先生有与弟商酌之处,敬希示及。弟曾得许广平夫人函属作序,已允之,然尚未下笔,深愿先生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盖弟虽亦为佩服鲁迅先生之一人,然其著作读过者甚少,即国际间著名之《阿Q(正)传》亦仅读过几节而已,深恐随笔叹美,反与其真相不符也。

蔡元培在这里坦然且重点谈了他迟迟未下笔的最重要的理由,即他并没有怎么研读过鲁迅的著作,“深恐随笔叹美,反与其真相不符也”。他再次诚恳地请许寿裳“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

或许,一年前,许寿裳把蔡元培的这一要求当作谦辞而已,并没有太当真,所以迟迟没有详告。但他并没有忘记此事,甚至可能思考过“必须注意或说及者”。不久前,他还曾跟蔡元培的秘书马孝焱说起过此事,而马孝焱给蔡元培写信也如实报告过。因此,许寿裳看到这封信后,应该马上就能彻底明白蔡元培迟迟没有动笔写序的原因,也理解蔡元培请求态度的真诚与迫切。此时,其他的各项出版准备工作都完成得差不多了。可谓万事俱备,只欠蔡序。于是,为了能让蔡元培早日完成序言,他决定帮蔡元培整理一下思路。当然,他也没有贸然自己决定,而是跟曹靖华商量后,总结了鲁迅文化成就的五个方面。1938年5月29日,他致信许广平,说:“五月十四日为序文事,曾寄一航快,谅已达。全集广告,已见于报章。序文内容,因恐不宜过迟。裳已与曹君商一大略,迳复蔡公矣。现在印刷进行如何?甚为系念。所拟序文要点分五方面:一、创作,又分小说与杂感文,二、翻译,三、艺术,四、著述及旧籍整理,五、新文字。以上五点均又有分项说明。弟有意见否?望示知。”

许寿裳帮蔡元培做的准备工作不可谓不细,或者说提供的材料可谓丰富清晰。蔡元培收到后,很快就写完了序,还是经由茅盾转交许广平。据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记载,6月5日,蔡元培“作《鲁迅全集》序成,送致(至)沈雁冰,并附去甲种纪念本一部之预订价法币百元”。

茅盾应该是一拿到蔡元培序就从香港发快件邮寄到上海。许广平一拿到序,马上开印,仅仅10天之后(其中还包括茅盾从香港发快件邮寄到上海的时间),即6月15日,第一批就印出来了。

蔡元培那时已年逾古稀,大病初愈,可谓老迈,还帮写了那么重要的精彩的序。他对鲁迅生前生后无条件的加护真是令人无比感动!

两度题字并撰写“广告词”

蔡元培曾两度为全集题字。

第一次,为全集题写书名,众所周知。

胡愈之在回忆录中说:“我征得刘少文同志的同意,在1938年4月下旬离上海到了香港,把出版《鲁迅全集》的计划向蔡、宋两位报告,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蔡元培当即挥笔写了‘鲁迅全集’四个字。”

胡愈之在晚年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已经记不清半个世纪前的具体日子,所以说是“下旬”。那么蔡元培到底是在哪天“当即挥笔写了‘鲁迅全集’四个字”呢?

1938年4月30日,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沈雁冰、胡愈之来。致季茀航空函,询对于《鲁迅全集》作序之意见。”这天胡愈之在茅盾的陪同下,前去拜望蔡元培,因此,笔者推断,蔡元培题写书名应该就是在当天。

第二次,为纪念本全集题字,鲜为人知。

复社主持出版的《鲁迅全集》分为普通版和纪念版两种,纪念版价格相当贵,普通人是买不起的,要靠荷包比较鼓的官商人士,但这些人未必有阅读的兴趣和订购的愿望,所以,需要对他们展开猛烈的推销攻势,而杀伤力比较强的武器弹药是名人效应。可能又是胡愈之出的主意:请蔡元培专门为纪念本题字。

2009年11日上午,许寿裳的小女儿许世玮和她的表弟陶振麟,将一部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捐赠给了绍兴鲁迅纪念馆。在有关新闻报道中记载:“纪念本32开本,真金滚顶口,深蓝线绒封面,外套为柚木双层书箱,阴文镌刻‘鲁迅全集纪念本’,系蔡元培题字。”这个报道中只提到年份,没有月份,更没有日期。三年之后,张家康大概就是根据这条报道在《蔡元培襄助鲁迅身后事》一文中说:“1938年6月间,《鲁迅全集》二十卷本终于出版,他又为《鲁迅全集》纪念本题字。”张也只说到了月份,没有具体到日子。

蔡元培在1938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得沈雁冰函,属写《鲁迅全集》纪念本等字,备刻纪念本木箱上。”蔡元培没有说当天就写,但由于当时打包装箱在即,时间有点紧,笔者估计,他如果不是当天写,也会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写就。

蔡元培的题字相当值钱。纪念版全集又分甲乙两种。主要区别是乙种配一个柚木箱子,箱子上刻着蔡元培的题字。只因为有这个刻字的箱子,乙种比甲种贵了整整50大洋。这相当于当年大上海很多工薪阶层两个月的工资。

以蔡元培之德高望重,为全集题字、写序,都是符合他身份的行为,但是,撰写“广告词”(当然,笔者猜测,草稿很可能出自别人比如精于此道的胡愈之之手),却似乎有失身份。尽管如此,他照样乐于为之,而且写得极为精彩又实在、言利又得体。这使许广平尤为感动,在“编校后记”中全文抄录:

本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先生,曾通函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原函如下:

敬启者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著述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础石此次敝会同人特为编印全集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谅为台端所赞许惟因全集篇幅浩繁印刷费用甚巨端赖各界协力襄助以底于成除普通刊本廉价发行预约外另印精制纪念本一种以备各界人士定购每部收价国币一百元将来除印刷成本外如有溢利一概拨充鲁迅先生纪念基金素仰台端爱护文化兹特附呈鲁迅全集样本一册倘荷赐购并介绍友人定购则不仅敝会之幸而已。顺颂

著祺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

主席蔡元培

副主席宋庆龄

这份征订通函虽然稍微有点长,但层次清晰、诉求明确,第一句概括了鲁迅在文化史上新旧交替环节中的突出地位,第二句概括的是全集出版的现实意义,第三句将目前的困难摆了出来,第四句介绍了解决之道,第五句对潜在订购者提出殷切期望。

这份征订广告以蔡元培之名,广泛发布,起到了非常好的征订效果。

自掏腰包买书

一般人给别人的书写序,可能会收取润笔费,至少会得到一部样书。但蔡元培给《鲁迅全集》作序没有要一分钱的润笔费,也没有要一套样书,而是自己掏钱买书。

1937年7月5日,许寿裳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已经开列出赠书名单,第一个就是蔡元培:“至于赠送蔡先生、宋庆龄先生、陈公洽、胡适之、马幼渔、沈兼士、周起孟、宋紫佩者以精装,其余可以普通本,请酌定。”以乙种精装本每套50元算,总共8人合计码洋价高达400元,甲种则更是高达800元!这对于当时经济上捉襟见肘的许广平来说是很大的一笔,因此一向比较豪放的她也似乎没有马上同意许寿裳这个赠书建议。

1947年出版的《鲁迅三十年集》版权证

蔡元培肯定体谅到孤儿寡母的难处,早就做好了以购书名义再次慷慨帮助许广平的准备。1938年6月5日,他终于写完序,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作《鲁迅全集》序成,送致(至)沈雁冰,并附去甲种纪念本一部之预约价法币百元,取得收条。”他写完序之后,马上派人给茅盾送去,同时还送去一百大洋,预订一套最昂贵的甲种纪念本。要知道,如果别人求他写这么一个序,应该要给他一百大洋表示感谢呢。现在是反过来了!

许广平也是知书达理、知恩图报之人,哪好意思收这一百大洋啊!她立即让纪念委员会干事王纪元赠送蔡元培一套《全集》,并将书款退还给他。

蔡元培收下了书,但坚决不收回书款,说算是补送赙敬(给丧家送的礼物)。他还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让王纪元转交。这弄得王纪元这个中间人不知道如何处理了。1939年5月12日,他给许广平写信说:“宋庆龄、蔡孑民先生各送纪念本乙种一部事,已遵命办理。但蔡先生隔周后即将书款百元仍旧送下,言:改作鲁迅先生之赙敬。兹将原函奉上,乞察阅。究竟如何办理,便乞指示。”

蔡元培给许广平的是甲种的钱,而她给蔡的是乙种的书,中间相差50大洋呢。6月23日,许广平收到蔡元培信,感动得“不胜惶愧之至”,遂致函蔡元培,无比感激地说:

孑民先生道席:

顷从王纪元先生转来台函,敬悉《鲁迅全集》已承先生赐收,并蒙惠颁“赙敬”百金,不胜惶愧之至。窃以鲁迅先生忝属先生桑梓子弟,厚蒙优渥,得见于徵,略有贡献,实拜知遇,此鲁迅先生生前即屡向左右道及者。自他逝世,一切丧葬身后以及全集之几经周折,得以与商务立约,又因事实所阻,先行设法出版,更仰赖先生多方周全,使全集终获出世,而所以能得各方人士辱加注意,借发幽光,尤有伏于先生序文,嘉奖绍介,为文化造福,青年宗尚,是则先生之厚惠,殊非物质所可比量。今既作赙金见赐,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谨先拜领暂存,俟将来举行纪念事业时,此款仍交纪念委员会分配用途便是。

结语

纵观鲁迅一生,无论是作为蔡元培的桑梓子弟,还是部下和朋友,蔡元培的确都对他厚爱有加,不仅有知遇之恩,而且有护犊之心。哪怕在鲁迅去世之后,在其遗著即《鲁迅全集》的出版上,蔡元培依然不折不扣、尽心尽力地提供坚实有力的帮助。关于蔡元培对鲁迅的这份矢志不渝的关爱,郭沫若不无嫉妒地说,蔡元培“对于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

3月23日,许寿裳给许广平写信,先是问了与全集有关的问题:“去冬曾上一信,谓能否将全集(普通版)一部托香港生活书店寄昆明寸雨洲君,未识已蒙照办否?自三周年纪念会后,有否新出版?纪念委员会近况如何?均希示及。”然后无限伤感地说:“蔡元培骤病逝世,至为悲痛。”我想,这也道出了许广平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