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的由来及胜利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孙郁 时间:2015-09-15 【字体:

100年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易名《新青年》。当时的人没有料到,这份杂志的问世竟改写了文化的地图。如今翻看其间的文字,依然能够感受到其内发的热度。

胡适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是实验主义信徒,主张怀疑,慎谈信仰。他留学时之所以考虑白话文的问题,与翻译有关。西洋辞章里的概念,古语里没有,如何放置?西洋人写文章,很少用典,附会先人的词语亦稀,我们何以不如此?

1917年,陈独秀推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此文从文章学的层面谈到“八不主义”:首先,须言之有物;第二,不模仿古人;第三是须讲求文法;第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第五,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讲对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语。当时,应用文的八股化很严重,这些看法针对酸腐的古文而 发,显示出胡适拯救汉语书写的愿望和雄心。

“八不主义”的背后,其实是历史观念的外化。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说:“一时代有一 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胡适觉得文章应当心口一致。白话强调谈话 风,引进聊天语言,因为这个语言里边有生命的温度,它是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而不是因文造情的虚假的东西。

《文学改良刍议》流露出一种 把文学作为工具来看的观点,后来被不少人批评。文言文有缺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文言文也有一种美。白话文被单纯地工具化时,汉语的内在审美机制被抑制了, 完全把语言的形式和内容区别开来,也把其复杂性简化了。这是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的。

陈独秀走的路更为极端。他觉得胡适还 是改良主义,不如革命为好,于是抛出《文学革命论》。其中提出了三大主义:第一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第二是推倒陈腐的 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第三是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大主义自有其道理。文学承 载着一种社会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直到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文学。然而,文学有时候也是个人的,并且,越是个人的可能越是社会的,文学的形态颇为复 杂,具有无限种可能性。陈独秀独断主义的口气在后来的文化里被放大,负面的效应也不可小视。

当时,呼应陈独秀的多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钱 玄同、朱希祖等都为之击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人也加入进来。钱玄同在《反对用典及其他》中说:“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至于近世《聊斋 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为全篇不通。”朱希祖的观点比较平和,他认为白话文就像我们穿的普通大褂,文言文则是绫罗绸缎。刘半农也锋芒外露,批判当时 的古体诗写作“已成假诗的世界”,类似的观点,在青年学子那里也被普遍认可。

有学者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新风定位于“谈话风”的建立。其中 胡适功莫大焉,他从《新青年》诸人那里看到美文内在的玄机,认为众人的笔触是心口如一的外现。“谈话风”并非一般口语的流泻,而是内在修养的自然表达。用 张中行的话说,好的文章均非用力可为,聊天式的表达亲切而有内力。这样的文风,现在得之者亦不多。

遥想孔老夫子当年留下的文字,也是谈话的片断,那些精彩词句都非正襟危坐的产物,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是聊天,似乎漫无所致,但机智幽默,其智性岂是常人可以得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用的也是谈话体,本真,自然,深入浅出,阅之颇有意趣。

晚清是众声喧哗的时代。比如“新民体”,发表宏论,气势如虹,其佳处是有伟岸的力度在,但易流入浮华是自然的了。这类文章最漂亮者,属梁启超无疑。“新 民体”后来被五四新风代替,仿佛没有多少过渡,一晃就过去了。我猜想,一是其衔接的还是道统,泛着历史的旧魂,与今人的生命感觉相去甚远;二是五四时期, 六朝以来的文学溪流尚在,加之英法日诸国文章的辐射,遂有知识而含性灵,自我意识缓缓地流溢。这是更个人化的美文,已经从根本的层面脱离了梁启超的“道之 文”的窠臼。白话文的胜利,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胜利。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白话文,如同刚脱了长袍的人的漫步,随和自然多了,行走间已没了 框子,松弛有度、急缓相间,歌之舞之而无禁区。那些文人自由谈吐,任意东西,语体散着古老的幽思和山林的气息,日常性与神秘性兼具,文章的格局大不同于过 去了。老式的白话文都是市井里的风景,而新文化运动带来西洋的流彩,也唤回了远古的美的灵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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