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我》获第四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纪录电影奖

岁月如梭，光影纪年。自2011年中国纪录片百年华诞起，“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 (以下简称“学院奖” )创办至今，已历四届。从最初的蹒跚学步到如今的大气从容，浓郁的学院气质益发凸显。2014年12月底，作为中国纪录片界的年度压轴大戏——第四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随着颁奖地点从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回归中国传媒大学，一批优秀纪录片先后问鼎各项大奖，这其中既有聚焦“快乐男声”选秀的纪录片《我就是我》 ，也有更多关切现实的《棉花》之类优秀纪实题材作品,该奖以其学术性、专业性、规模性、严谨性著称。

折射中国纪录片发展现状

记者：在不久前结束的第四届“学院奖”颁奖典礼上，我们注意到相比前三届，新增了最佳纪录电影、最佳系列纪录片奖、最佳网络纪录片3个奖项，成为本届“学院奖”的首要看点。这其中，最佳纪录电影奖最引人注目，并首次颁给聚焦选秀的纪录片《我就是我》 。当初，您是如何考虑设立此奖的?

何苏六：近两年，特别是2014年，关于纪录电影有很多新的东西值得关注，像《我就是我》是针对选秀文化的思考，也有《爸爸去哪儿》纪实性真人秀节目，电视产品开始从荧屏延伸到院线。还有像《飞鱼秀》这样的，跟拍一档王牌脱口秀广播节目，前些年也有《索马里真相》 《钱学森》等纪录电影。2013年，获得“学院奖”评委会大奖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后来也在院线上映。此外，我参加华表奖的评奖，里面也有很多是纪录电影，所以总体看来，到目前为止，纪录电影有一些体量存在。

再加上纪录片最早就是从胶片纪实、纪录电影开始的，所以特别自然地纪录电影就应该成为一种类型，事实上也是一种回归。特别是新媒体背景下，仔细想想也应该去引导，这个奖项本身就是可以让大家来思考的，同时也是对纪录片业态的一个真实描述。

记者：如果说新增的最佳纪录电影奖被看做是一种影片类型回归的话，系列纪录片在中国也是早已有之，但为什么是本届才开始增设，而不是“学院奖”创办时就设立?

何苏六：系列纪录片，是中国纪录片界的一个特色。中国纪录片类型里，真正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传播的都是系列纪录片，大投资、大时段播出，能把一个问题、领域说得非常透。当然，单部作品从艺术角度来讲，可能更用心，结构、设计感、技巧等，更有作品感一些。不过就纪录片的功能和价值来讲，我觉得去反映、记录时代，影响甚至引领时代的一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原来“学院奖”可能更多倾向于专业作品，现在觉得既然现实的语境是这样，就很慎重地把这一块也带进来。事实上，很多系列纪录片本身做得也不错，比较讲究叙事、结构、主题等，整体艺术品位还是有的。

记者：本届增设的最佳网络纪录片奖，不是颁给《互联网时代》而是给了《核试验老兵》 ，也颇有看点。什么标准的作品才能荣获最佳网络纪录片奖?

何苏六：在中国，网络对纪录片生态和业态的影响挺大，即便是电视媒体播出的纪录片，最终也可能借助网络平台来营销、运营或者进行二次传播，包括院线纪录电影《飞鱼秀》等，也要通过网络来营销，甚至一些纪录片也有网络公司投资等。事实上，网络对中国纪录片的体裁、选题、内容生产包括制作方式、传播以及营销，还有观众、用户等，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甚至有不可替代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纪录片或一部电影放到网络里去播出，恰恰需要互联网的方式，思维、结构、语言等。因此，设立最佳网络纪录片奖，我们觉得很适时。同时，作为国内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我们也觉得应该通过设立这样一个奖项的方式引起大家关注，也是一个思考。

记者：本届颁奖中，另一个关注点是最佳创新奖和最佳国际传播奖空缺，为什么?

何苏六：从送选的情况来看，在这一届评奖中没有看到有真正创新的片子，宁缺毋滥，这个原则是要坚守的。在评奖中，我们自己有一套纪录片的评估体系，要严格按照标准来。比如历届专家评委会构成中，都是些既有深厚文化功底，也对传媒领域有相当热情和兴趣的业界人士，同时又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

国际传播这块，事实上也是真的没有太多作品出来，以前我们给了《舌尖上的中国》 ，这样的片子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