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作家余华给时任《收获》杂志编辑程永新写信表示，他很欣赏1987年的《收获》第5期，亦即后来被命名为“先锋文学专号”的这一期。余华说：“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本小说集，一本极端主义的小说集。中国现在所有有质量的小说集似乎都照顾到各个方面，连题材也照顾。我觉得你编的这部将会不一样，你这部不会去考虑所谓客观全面地展示当代小说的创作，而应该是显示出一种力量，异端的力量。”

在次年的信件中，余华再次表示，他非常认可程永新推陈出新的举动，“你想换一批人的设想挺棒。现在确有一批更新的作家”。与此同时，他也表现出对被称为“先锋小说”的作品的担忧：“我担心刚刚出现的先锋小说会在一批庸俗的批评家和一些不成熟的先锋作家努力下，走向一个莫名其妙的方向。新生代作家们似乎在语言上越来越关心，但更多的却是沉浸在把汉语推向极致以后去获取某种快感。……现在用空洞无物去形容某些先锋小说不是没有道理。”

这两封信收录于近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学史》。同名著作曾于2007年出版，腰封上赫然写着“中国第一部‘个人文学史’、‘80后’的文学补课教材”的宣传语。在日前于上海光的空间书店举行的再版新书发布会上，该书作者、《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表示：“当时出版圈流行‘一个人的××’，我起初是不同意这个名称的，觉得太浮夸了，但出版商说这样书会卖得好。我就同意了。”一晃11年过去了，这次推出的修订版换了三分之一的内容，也增加了篇幅，收录程永新以“与文学有关”为原则筛选出来的，数十年间与诸多作家来往的书信，下本主要收录他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写的评论文字。为增强现场感和生动性，他还把网络上与作家的交流内容收了进来，例如微博、微信。与此同时，这次修订缩小了杂志部分。书名沿袭了旧例，腰封文字则变成了“一个人的文学史的含义，就是一个人在文学史里前行、成长和变化”。

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收录的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余华、苏童、王朔、马原等作家在文学史里的“前行、成长和变化”。马原表示：“80年代是属于我们的80年代，当年我们意气风发，都是小伙子，现在我明显是一个老人了。我们这一代人整个历史过去了，程永新作为见证人，把宝贵的东西留了下来。”

确如其言，彼时他们初露才华、青春年少，其鲜明的个性与风格都在往来信件中有所体现。余华在他的信里透露出他对当时中国先锋小说创作的反思与批评，更多作家的信件则谈的是他们在写作上的探索。比如，1986年11月，铁凝在给程永新的信中坦言：“编辑部和一些文学同行能够喜欢《麦秸垛》，令我感到欣慰。能够超越自己而又不失却自己是极艰难的，我努力在做，也不知下一步会如何。有朋友们的鼓励，走起来便踏实了许多，这是真话。”

有时，作家们也会透露自己即将开始的写作历程。苏童在1986年的信中就提到自己正要“开始搞”家族史《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要把我的诸多可爱不可爱的亲人写进去，但也许因为太认真太紧张，竟然不能像写短篇那样顺，写起来真是痛苦要发神经的样子，但也许真情流露只此一回，所以我揣着现有的两万字像揣着一个妖魔”。他还不无风趣地告诉程永新，他的第一篇小说《青石与河流》在《收获》刊发后，“好多人似乎是一下子认识了我，使我面部表情一阵抽搐”。

而王朔则与程永新就修改意见进行了富有生趣的“讨价还价”。他的小说《顽主》原名《五花肉》，当时已经送审，但程永新觉得题目不好，就与王朔商量，后来王朔拟了三个题目，程永新挑中了《顽主》。在1987年的一封书信中，王朔回复他的提议道：“这篇小说我想会使正人君子有不好的感觉，所以名字尽可能鄙一些……”信件末尾还不忘以上海话“谢侬谢侬”致谢。在1991年的一封信件中，他又对程永新的修改“咬牙切齿”道：“你知道就连医生也很难给自己孩子下手开头，在我已属咬牙黑心了，但可能仍有余赘……老兄阅稿时务请费心剪草除根，最后清扫一遍。”

由此，这些充满温度的书信就像马原说的，让文学史本身有了温度。“我也当过中文系老师，老师们讲文学史，上说秦皇汉武，下说莫言铁凝，一点温度都没有。但是读这本书的时候，恰好里边有一点关于马原的短篇，你会读到作为一个小伙子的马原、一个二十几岁的马原。”他还说：“我不知道程永新做这部书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过陈村的一句评价：《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真是非常奇妙，程永新见证了从1982年以来围绕这本杂志所有的沸腾的文学时间。”

但一开始，对于把这些有温度的书信整理出来，程永新是有些顾虑的。本世纪初，在北京三里屯的酒吧里，出版人丁小禾对他说：“你在文坛几十年，应当将那么多具有现场感的东西整理出来。”这个提议让程永新有些不置可否。他不知道公开作家书信是否有版权问题，也不清楚给作家写过的那无数探讨作品的信件还能不能找到。回到上海之后，他给余华打了电话，问他那儿是不是还保存着自己的信，结果被浇了一头冷水：“谁像你几十年都待在一个办公室里，我已经搬了三次家，很难保存信件的。”

程永新确实在一个办公室里待了几十年。他从1982年起就到《收获》杂志社实习，将所有与作家的通信都放置在了一个柜子里。在丁小禾的催逼下，程永新开始阅读整理这些信件。“这一看让我感触很深，仿佛看到自己从年轻时代慢慢成长，每个作家朋友的样子也恍若在眼前。”他对将作家私人信件公之于世这件事反复掂量，“假如对未来的写作者或者研究者能够提供一些具有现场感的细枝末节，是不是还真有一些史料价值？”

毋庸置疑，诚如文学评论家王尧所说，这部书敞开了文学史的研究空间，某种意义上，原生态地呈现了文学生产的过程。“多少年来，在我们的批评里，在文学史著作里，这部分是缺失的。文学史是独断专行的文学史，人们没有仔细讨论过这些文本是如何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王尧认为，读懂了《一个人的文学史》，才能读懂近40年的中国文学。“这部书我以为不可替代。”

对一些不曾亲历80年代的写作者来说，这本书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刚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的作家李修文表示，他1998年认识程永新，至今有二十年了。“在他身边，我还认识了一批作家，比如阿城。对于一个当时还没有认真打算一辈子写作的年轻人来说太灿烂了。”更重要的是，如李修文所说，“70后”作家基本上都是看着《收获》开始写作的，这至少决定了他自己身上的两种特质。一是，不管写得怎样，他都不会降低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文学的尺度。二是，在漫长的个人生活和创作岁月里，就算他没有写，《收获》也是他近在眼前的一个尺度。“这个尺度时时刻刻在拷问着我的写作，也在拷问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写作。”

虽然如此，程永新谦称，职业文学编辑就是作家忠实的读者和提衣人，作品的成功只属于作家。“作家朋友们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的智慧才华和文学理想影响我照拂我，让我学到很多悟到很多。”回顾曾经80年代的火热文学激情，程永新直言：那种独特的热毕竟是无法重现了，“文学的小道上已经非常拥挤。今天我们可干的事情太多了；当年是没事可干，很多人通过写作来改变命运。但我们期待那份对文学艺术的执着和精进，会一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