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经典》（全七卷）张法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版

　　《中国美学经典》（以下简称《经典》），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法担任丛书主编，余开亮、刘成纪、刘方喜、邹其昌、李修建、贾静和贺志朴等学者参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学文献选编。这套七卷本丛书通过新的美学史范式向历史文献资料重新提问，在内容上充分彰显了中国美学的本土特性，在形式上实现了编排体例的创新，可谓是中国美学史学科演进的重要进展。

　　《经典》之所以能够以美学文献的形式有效呈现中国美学的本然面貌，关键就在于对中国美学文献资料梳理模式的反思和突破。因为，有什么样的美学史范式，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美学资料体和美学史。正是基于此，《经典》为达成对中国美学资料体的重新建构，凭借着理论意识的自觉、对时代需要的担当和对学术真理的追求，从美学理论基础、美学史观念和理论借鉴三个维度切入调整，形成了新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范式。

　　第一，调整美学资料体的理论基础。美学资料体，作为美学原理向历史维度自然延伸生成美学史的历史基础，直接受制于美学原理。针对中国美学资料问题，张法明确指出：“中国美学史的资料选编，一个大致的方向，就是带着在自己时代所理解的美学原理框架，向中国古代的材料提问，在提问中，让古代的材料中与提问者胸中的美学原理框架相关的部分呈现出来。”（参见张法《中国美学经典·总序》）进而言之，若要使中国美学史不成为西方美学理论的东方注脚，凸显中国美学的中国特性，那么在向古代文献提问时便须立足于中国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美学史著作和美学资料体难以在更深层次凸显中国特性，原因就在于所依托的美学原理属于西方区分-划界型美学，与中国美学文献本身存在着严重错位。所以，《经典》将美学原理基础转向了中国交汇-关联型的古代美学。该转向集中体现在关于美的理解上，即认为“美既从各艺术中凸显出来，又流动在天地间的一切事物之中”（参见《中国美学经典·总序》）。据此，《经典》在涵盖先前有关美、美感和艺术文献的同时，将工艺美术、城市建筑、哲学总论、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等维度的文献纳入美学资料体之中。进而，哲学美学、宗教美学、朝廷美学、工艺美学等相关文献，在《经典》中得以清晰有序地呈现出来。

　　第二，植入中国美学的“天下观”观念。如果说美学原理直接决定着美学资料体的范围，美学史观念则关乎着美学资料的判断取舍。《经典》在美学原理转换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植入了中国文化与美学的“天下观”观念。依据张法的相关论述，所谓“天下观”指的是天下多元一体的观念。它在地理方面以中原为核心，在文化层面以华夏为核心，呈现为从京城到华夏再到四夷最后到八荒的文化互动共同体。“古代中国美学，正是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的美学表现。”（张法：《古代中国天下观中的中国美学》，《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那么，依托“天下观”重新审视古代文献，便成为展现中国美学本有面貌和固有特征的直接路径。为针对性地梳理天下观念的历史沿革及其相关的美学文献，《经典》明确设立了“天下美学”。如在隋唐时期，以中原或者说河洛为中心的天下观演进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客观上展现为天下观的竞争及其引发的美学竞争。对此，张法在编选《经典·隋唐卷》时，选择了杜佑的《通典·边防典》、道宣的《释迦方志》、杜环的《经行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资料。同时，基于“天下观”的整体性特征，《经典》除囊括先前中国美学资料体所着重的华夏美学文献外，还纳入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四夷八荒的美学文献。

　　第三，汲取西方新型美学理论视角。西方美学的当代转型，催生了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等交汇-关联型美学理论。由于这些美学分支体系不再对美进行严格的区分划界，而是从整体性视角看待美，所以在理论模式上与中国古代美学之间具有了契合之处。《经典》基于这种理论的契合，吸纳了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等理论，得以从相应的新维度梳理古代文献资料。以身体美学为例，尽管舒斯特曼在倡导该学科时所界定的身体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身体存在着巨大差异，但理论模式的相通使其依然可以作为一个新视角对梳理古代文献有所启示。如刘成纪负责的《经典·汉代卷》便明确设立“身体美学”专节，并选取了《淮南子》中的《原道训》与《精神训》、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人副天数》、王充《论衡》中的《骨相》、王符《潜夫论》中的《相列》和蔡邕有关人物品评的资料等。汉代身体美学的有机内容不仅在其中清晰可见，而且深度呈现了两汉身体美学的美学史价值：首先，展现了从先秦哲学抽象谈人性向汉代哲学关注身体感性的转变；其次，为汉代自然美学向服饰美学、工艺美学、城市建筑美学等人文性美学的转进提供了中介；最后，揭示了汉代身体美学对魏晋人物品藻审美的开启之功。据此管窥《经典》对西方关联型美学理论的借鉴，乃是基于理论转换之上引入新视角，从而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某些侧面实现去蔽，展现出它所包孕的时代价值。

　　《经典》正是以中国交汇-关联型的古代美学为理论基础、在美学史观中引入“天下观”观念，并汲取西方当代关联型美学理论的新视角，实现了对美学史范式的调整，革新了向古代文献提问的方式。提问方式的革新，注定《经典》相较于《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和《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等资料体而言，必然会呈现出新的面貌。这种新面貌，在内容方面，集中体现于运用新美学史范式所取得的突破上：朝廷美学文献、北方草原游牧美学文献等的纳入，突破了先前文献涵盖的范围，拓展了资料体的宽度；运用天下美学、工艺美学等对文献的进一步梳理区分，突破了历史时段分期的局限，呈现了中国美学的内在演进理路，增加了资料体的深度；汲取身体美学、生活美学、生态型美学等新视角，突破了划界型美学理论视野的局限，赋予了资料体以时代价值、世界视野，提升了资料体的高度。在外在形式方面，新的美学史范式则促成了《经典》的三个突出特征：

　　第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经典》对所选择的历史文献并没有依据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等历史时段笼统地进行区分，而是在历史时段分期的基础上通过分类、加标题等编排形式进一步细化，如以礼乐制度美学、文艺美学、朝廷-制度-天下美学、哲学宗教美学、生活美学等条分缕析地归类。这既从历时性维度清晰呈现了某一维度美学内容的演进发展，又在共时性层面展现了不同维度美学内容在某共同历史时段中的相互影响和新变。以“文学美学”为例，《隋唐卷》细化为“隋初唐文之美学思想”“诗歌美学思想”“乐府美学思想”“古文美学思想”和“小说与词的美学思想”；《宋辽金元卷》划分为“诗论”“文论”“词论”和“曲论”；《明代卷》中则是包括“文章美学”“诗歌美学”“词曲美学”和“小说美学”等。显然，自隋唐至明期间文学美学的演进，既具有鲜明的连续性，又在不同时期独具特色。

　　第二，整体性与局部性的统一。在内容方面，“天下观”视角的引入，打破了中国美学史书写实质作为华夏美学或者说汉民族美学历史的局限，凸显了中国美学自身是华夏都城中心与四夷蛮荒边缘、农耕美学与游牧美学、都市与山水田园等多元互动一体的固有特征。在形式方面，《经典》作为七卷本丛书，依托统一的体例、篇目结构和注释格式等，既展现了中国美学演进发展的内在逻辑，又使整套丛书达成了有机统一。其中，特别是通过精准的导读及标题，使得具体局部材料与整体之间形成一种美学张力，实现了多而不乱、抟合为一，同时又彰显出中国美学发展的多元性、丰富性。

　　第三，本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经典》通过提问方式的革新，彰显了中国美学所特有“宇宙观”“天下观”特点和多元交融的特征。同时，《经典》乃是立足当下中国美学史学科发展、中华美学精神发掘和中国美学走向世界需要等时代问题，重新向古代文献提问的，这便赋予提问方式本身以鲜明的时代性。诚如张法所指出的，梳理出的美学史学科资料体“有多大的价值，在于所得到的这一呈现是否满足了时代的需要，这里内蕴的是时代的价值观”（参见《中国美学经典·总序》）。可以说，《经典》在提问方式与美学资料体本然样态最大限度的契合中，达成了彰显中国美学固有特征与凸显其时代价值的有机融合。

　　《中国美学经典》通过新美学史范式以美学资料体的形式，推进了中国美学本相的还原与呈现，既是中国美学文献学发展的重要成果，更是中国美学史学科演进、走向成熟的重要路标。加之以资料的丰富性、梳理的明晰性和体例的一致性，使《中国美学经典》丛书成为了学习、研究中国美学史、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必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