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金石 清夺湘流——湖南摩崖石刻中的中华中兴颂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张京华“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摩崖石刻是石刻中一个独特的类型,摩崖石刻作品均为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不可移动的文物遗存。   湖南摩崖石刻沿潇湘等水路通道分布,石刻文物与沿江分布的丹霞地貌的水石环境融 时间:2021-07-05 【字体:

       “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摩崖石刻是石刻中一个独特的类型,摩崖石刻作品均为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不可移动的文物遗存。

  湖南摩崖石刻沿潇湘等水路通道分布,石刻文物与沿江分布的丹霞地貌的水石环境融为一体。湖南浯溪为湘江支流,在永州城北一百余里,祁阳县南五里,自双井发源,经漫郎宅,过渡香桥,汇入湘江。浯溪碑林摩崖石刻《大唐中兴颂》《大宋中兴颂》和《大明中兴颂》,构成了中华中兴颂的宏大主题,突出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国家统一、繁荣富强的美好期盼。

灿烂金石 清夺湘流——湖南摩崖石刻中的中华中兴颂

  《大唐中兴颂》拓片 资料图片

  前代圣贤的手泽真迹,苍崖丹壁,点画犹然,于此便与古人亲接,衣冠音容,如在目前,光风霁月,通透和畅,千古圣法,会然于心。

  湖南摩崖石刻:内涵丰富,源远流长

  王士祯《浯溪考·自序》云:“楚山水之胜首潇湘,潇湘之胜首浯溪。”徐霞客《楚游日记》写道:“余念浯溪之胜,不可不一登……沿江市而南,五里,渡江而东,已在浯溪下矣……浯溪由东而西入于湘,其流甚细。溪北三崖骈峙,西临湘江,而中崖最高,颜鲁公所书《中兴颂》高镌崖壁……崖前有亭,下临湘水,崖巅石巉簇,如芙蓉丛萼。”

  元结频繁称道“潇湘水石”,此“水”指的是江南河川的活水,此“石”指的是整个山体,或者现出高崖,或者现出溶洞,而非人工切割的碑版。摩崖往往坐落于城市的郊外,人迹罕至之处,而非城市的中心。“不有君子,则斯岩之兴犹有待。”一方面摩崖常常孤寂着,静待百世之后的知音,另一方面摩崖因为不可移动,而多少避免了人为破坏。

  湖南摩崖石刻就其文本内容而言,在文学方面,可以称之为“石刻上的文学史”,或者径称为“摩崖文学”。在书法方面,因为载体与环境的不同,书家的多样化和作品的总量巨大,亦足以形成单独的一类,可以称之为“摩崖书法”。摩崖内涵丰富,除了文学和书法的内容以外,同时又与史学、文博考古学、哲学、图书馆文献学、文字学、民俗学相关,是名副其实的交叉领域。

  湖南摩崖石刻具有强烈的人文内涵。摩崖原本是冰冷的死体,一经品题就有了温度。“真乐不在岩,只在吾渊衷。人苟能寻之,旨趣固无穷。”摩崖是从水石到人文的创造性转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先圣后圣,乡贤寓贤,湖南摩崖石刻勾勒出一幅圣贤之旅长卷。元结《欸乃曲》、柳宗元《渔翁歌》、宋迪《潇湘八景图》、米芾《题潇湘八景诗》,映照出一片潇湘意象,是潇湘美景的生动体现。纵横交错的摩崖石刻景群,是古代的旅游观光地图,同时就是现代的“跟帖”“打卡”胜地。

  湖南碑刻具有清晰的历史内涵。唐虞之道、盛唐气象、理学渊源、明清吏治,乃至民族文化融合、中外文化交流,一步步标记着文明的进程,一篇篇表达着人文教化的灿烂。

  湖南摩崖石刻具有突出的地理、地质内涵。大量摩崖沿潇湘水路分布,成点成线成片,摩崖、扪石、剜苔、剔藓,成为湖南碑刻的习语。喀斯特地貌的石林、天坑和溶洞,丹霞地貌造就的含铁质石灰岩的色彩,衬托出“潇湘水石”。杜绾为此而著《云林石谱》,徐霞客为此而有《楚游日记》。

  湖南碑刻具有独特的书法内涵。摩崖犹如湖南的巨幅书法走廊。岳麓山有岳麓书院、麓山寺,麓山寺碑、忠孝廉节碑等,琳琅满目。衡山道教、佛教并兴,宫观数百,碑刻遍布。浯溪在永州北百余里,祁阳县南五里,山溪诸水汇流于此,流入湘江。《大唐中兴颂》一篇,自唐人皇甫湜,宋人黄庭坚、范成大、洪迈、岳珂、米芾、李清照以下,各有品题。大多沿江分布的湖南摩崖石刻,水清石白,风景秀丽,书法艺术得江山之助而闪烁古今。

  中兴颂:雄文健笔,焕耀今古

  位于浯溪碑林的唐代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丹的大幅石刻《大唐中兴颂》,灿烂金石,清夺湘流,世称“摩崖碑”,又因其年代之远、碑面之大、字数之多,被誉为“摩崖三绝”,成为“浯溪八景”之一。

  《大唐中兴颂》石刻高300厘米,宽320厘米,字径约15厘米。正书,左行。正文中敬语挪抬。共计21行,每行满格20字。形制巨大,世称之曰“摩崖碑”。

  唐至德二年(757年),唐军收复两京,唐玄宗回到长安,移居太极宫。上元二年(761年),先后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参谋和荆南节度判官、整兵拒贼的元结,写下《大唐中兴颂》,盛赞玄宗、肃宗两朝“复两京”“还京师”,“宗庙再安,二圣重欢”,将之与前代帝王盛德大业相提并论。朱熹《跋程沙随帖》云:“唐肃宗中兴之业,上比汉东京固有愧,而下方晋元帝则有余矣。”大历二年(767年),元结任道州刺史,奉母居于湖南祁阳,购溪筑室。到了大历六年(771年),元结改写了《大唐中兴颂》原文,此时他任容州都督,仍家浯溪,号其居曰“漫郎宅”。此年闰三月,颜真卿罢任抚州刺史,夏六月到达浯溪。元结请颜真卿书写《大唐中兴颂》,大字深刻,镌石于湖南永州境内湘江崖岸的浯溪,一篇大字摩崖碑诞生了。

  宋洪迈《容斋随笔》云:“次山《中兴颂》,与日月争光。”元辛文房《唐才子传》云:“《大唐中兴颂》一文,灿烂金石,清夺湘流。”近人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云:“湖湘间唐碑,宋人著录本不为少,惜皆湮逸。巨擘推麓山寺碑,宋代即已重剜……余则元次山诸刻。海内求次山之迹者,必于永道间,亦湘中石刻之特异者也。”元王荣忠《重修笑岘亭记》:“次山爱君忧国,不以进退生死累其心,乃撰立《大唐中兴颂》,鲁国公颜真卿为之书,雄文健笔,焕耀今古。发明君臣父子之义,千载不磨。”

  《大唐中兴颂》之所以千古流芳,也与书写者的爱国情怀有关。安史之乱后,河朔尽陷,颜真卿与从父兄颜杲卿起兵抗敌,河北十七郡同日归顺,横绝燕赵。其后颜杲卿被擒,骂不虚口,一门死于刀锯者三十余人。史称“真卿大节,炳著史册”。欧阳修《集古录》云:“《大唐中兴颂》,元结撰,颜真卿书。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世多模以黄绢,为图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云:“摩崖碑《中兴颂》,元结撰,颜真卿书,字画方正平稳,不露筋骨,当为鲁公法书第一。”明萧泰登《题浯溪诗》:“灵武归来大难纾,忠臣孝子义何如。浯溪石刻人争重,只为平原太守书。”

  《大宋中兴颂》宽710厘米,高452厘米,共计49行,满行26字。洋洋千言,形制巨大,文字俊美。宋朝皇室率多精于书法,颂文亦非虚美。

  北宋传九帝,国祚167年,国家结束了唐末五代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五星聚奎,文运大兴。南宋亦传九帝,国祚152年,南方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国家走向了历代文治的顶峰。乾道二年(1166年),时任永州通判的皇宋宗室赵不忧写下《皇宋中兴圣德颂》,即《大宋中兴颂》,盛赞高宗、孝宗两朝“揖逊之风,孝治之美,自唐虞以来未有盛于今日”。赵不忧,字仁仲,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历官金华县丞、永州通判、开州知州、夔州路转运判官。其父赵士圃被金人所俘,随宋徽宗北迁五国。金朝完颜烈来宋朝,赵不忧为使馆副伴,与金使相见,对揖抗礼。赵不忧平生敬重朱熹、张栻。曾上书请启用朱熹,并为张栻请谥;与叶适交友,叶适为赵不忧撰写了《行状》,有云:“平生所敬重者朱熹、张栻,尝请赐张公谥,且乞用朱公,云‘某与公相见晚……’所著《论语解》一编,他文未次第。永州时为《宋中兴圣德颂》,刻诸崖石,楚、蜀间传之。”《宋史》记载他:“性笃孝,生戒严岁,遭父北迁,每思慕涕泣。长力学,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仇未报,非敢志富贵也。’……居官所至有声,立朝好言天下事……所敬者朱熹、张栻,栻死为请谥,又请用熹。其好尚如此。”

  乾道七年(1171年)刻石于夔州,嘉定二年(1210年)再刻于浯溪,位于《大唐中兴颂》之侧。钟兴嗣诗“盍观我宋朝,崖上中兴碑”,曾焕诗“元颂颜书山谷诗,还镌我宋中兴碑”,李祐孙诗“浯溪崖石与天齐,两刻中兴大业碑”,皆咏此颂。书写者赵公硕,浚仪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历官余杭知县、四川总领、福建路转运副使、建州知州、宁国府知府、巴州知州、浙东提刑,为赵宋宗室,与魏了翁交友,学者评价《皇宋中兴圣德颂》“不在鲁公《中兴颂》下”。

  《皇宋中兴圣德颂》原文作于永州,后翻刻于浯溪,有款跋。初刻在夔州府奉节县,县有瞿塘峡,峡口称为夔门。夔门两侧为高山,其南名为白盐山,白盐山至夔门间的陡峭岩壁,古称粉壁堂。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皇宋中兴圣德颂》在“峡门石壁上,字大如斗,端楷庄重,远望可读。惟壁陡逼江,水急风高,不便模拓”。2002年,初刻因修建三峡水库,切割搬迁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大明中兴颂》宽300厘米,高240厘米。明万历三年(1575年),丁懋儒在永州知府任上,修建朝阳岩零虚山,刊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同时撰文、书写了此碑。丁懋儒,字聘卿,号观峰,别号三观主人,山东聊城人,万历二年(1574年)任永州知府。明武宗荒淫无度,朝政败坏,外有异族进犯,内有宦官擅政,“悍夫竖孽,中外汹汹”,危机重重。继之而起的三朝君主,世宗嘉靖帝、穆宗隆庆帝、神宗万历帝,用张居正改革,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用戚继光总督蓟、昌、保三镇练兵,镇守长城;又有王阳明总督两广,创办阳明书院,倡导“知行合一”“致良知”,出现了嘉靖中兴、隆庆新政、万历中兴的新迹象。丁懋儒率永州官属共同镌刻《大明中兴颂》于浯溪崖壁,盛赞世宗、穆宗、神宗三朝以来唯精唯一、右文守成、威加漠北、海内以宁的中兴景象。

  “经乱年年厌别离,歌声喜似太平时。词臣更有中兴颂,磨取莲峰便作碑。”(司空图诗)大唐中兴,大宋中兴,大明中兴,三朝中兴颂蝉联刻写在永州浯溪高崖之上,悠久高明,吉祥止止。浯溪摩崖石刻寄托了一代代中国人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期盼,同时也构成了湖南碑刻中最为宏大的人文主题。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05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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