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文化产业一路壮大，但是追踪它的发展轨迹，却并不容易。不像传统的经济系统，坐拥CPI、PMI、PPI等各色指标架起的经济健康检测仪、化验机，文化产业形而上的特点或多或少排斥了量化解读的可能。
　　即便如此，量化文化的努力从未间断，其意义正日益彰显。对于支柱型产业门类，不能评估就不能寻找问题，恰如无法问诊就不能对症下药。不过，用数字捕捉文化的尝试，能否如那些经济指标一样，精准地探测产业浮动、超前地反映产业趋向？对于汰劣留良的指数战场，文化指数能否在软基础上站稳脚跟？为此，本版推出系列报道软实力也要硬指数，今天推出首篇，关注城市文化发展的指数之路。
　　编者

　　北上广深四大城市，哪个文化产业发展更好？或许，之前只能从主观上判断，而今有了相对客观的标尺。近日，中国城市创意指数(CCCI)排行榜在2012文化科技创新论坛上发布。作为国内首个跨城市的文化产业评估指数体系，这一指数的出炉引发一连串好奇，也招来了一些质疑。

　　研究为了啥？
　　国内创意指数独缺跨城市对比，文化产业发展急需横向比较
　　CPI、PMI、PPI这些指数也许你并不陌生，它们早已被视为经济发展和市场走势的风向标。但若论及文化产业，似乎没有那么幸运。有学者表示，作为依赖于知识、信息和创意的产业类型，仅用传统的经济指标分析文化产业，显然不能对症下药。
　　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少不了评量指标，只有指标才让人必须正视问题，要求反思与不断思考。研究创意城市的知名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瑞(CharlesLandry)如是说。这样的观念，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周志民不谋而合。2011年8月，他正式向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提出申请，立项研究中国城市创意指数。
　　其实，创意指数的概念，也是舶来之物。据了解，全球第一个创意指数美国创意指数诞生于2002年，而后，该指数的发明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Florida)教授又提出了欧洲创意指数，通过人才、技术和包容性3个指标，以衡量地区环境是否适合创意产业的生长。
　　目前，国内也有跨省的指数，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编制的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也有单个省或市的指数，比如上海创意指数、浙江创意指数等。在周志民看来，这些创意指数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局限性。部分指数或存在逻辑错误，或过于强调地方特色，或加入许多不相关指标，比如环境、绿地等，对衡量的意义不大。
　　由于没有中国城市的创意指数，我国各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始终无法横向比较。有专家表示。
　　有个英国学者说，你要管理好一件事情，必须先评估好这件事情，知道做得怎么样，然后才能找出问题。从城市角度来评估文化产业的竞争力，被周志民视为这个创意指数最大的意义。让各个城市在文化发展中，起码知道自己到底处于第几军团。

　　指数怎么测？
　　四变量模型17个指标构建评估体系，数据来源限制样本广度
　　2004年，香港政府委托香港大学开发了香港创意指数，一度被认为是亚洲城市创意指数的样本。据介绍，这个指数最大特点在于本土化，是一个包含88个指标的丰富体系。不过，周志民并不认为指标越多越好，这不适用于不同城市间的对比。
　　按照课题组的思路，中国城市创意指数借鉴了在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中广泛应用的钻石模型，构建了由投入要素、需求要素、环境要素和产出要素这4个变量组成的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模型。
　　我们的指标，多来自于现有指数，也有自行开发。周志民介绍，最终选取要素推动力、需求拉动力、相关支撑力和产业影响力作为四个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有8个，三级指标共17个。
　　相较于以往指数的加权平均的评估方法，课题组借鉴了国际著名品牌咨询公司国际品牌集团(Interbrand)的品牌价值评估公式，采用乘法来处理结果变量和原因变量的关系。生产要素对产业产出起推动作用，消费需求起拉动作用，二者形成合力影响产业产出。周志民认为，如此设计，突出了文化需求对文化产业的拉动作用，也突出了互联网络的支撑作用。
　　现有指标很多都是相对值，假设你们村只有两个人，一人考上大学，比例是50%；而我们村有1000人，100个上大学，比例是10%，你说哪个村文化实力强？周志民认为，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是城市之间的比较，所以在设计指标时，综合考虑了相对数和绝对数形式。
　　在这个指数中，评估样本是20个中国大中型城市，主要为省会、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如此选择，源自数据来源的局限。我们采用的全部是统计年鉴、公报的数据，但不同城市统计口径不同，某些指标缺失，为了能够横向比较，不得不放弃一些重要指标和一些重要城市。比如，研究中仅涉及公共图书馆，而未考虑博物馆、艺术表演场所等其他文化资源。由于数据缺乏，忽略了机会和政府两个因素对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南京、杭州等几个文化产业发展相对不错的城市，也未纳入样本。
　　此外，周志民也坦言，目前的指标指向性还较弱，而范围又较为宽泛。如消费能力指标之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能全权代表用于购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同时，各城市统计年鉴公布时间大约滞后1年半以上，导致了指数只能评估各城市两年前的文化产业状况。这些不足都跟中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统计数据不全有关。周志民说。

　　结果如何用？
　　北上广深位于指数榜第一集团，各城市对文化发展进行自检
　　近20人的团队、投入1年多时间、涉及20个城市、统计17个指标，面对如此耗费人力物力的研究，人们不免好奇：这个城市创意指数到底测出了什么？
　　根据各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特点，我们首次提出了‘要素推动型创意城市’、‘需求拉动型创意城市’和‘综合型创意城市’的分类概念。按照周志民的解读，如果要素推动力指数排名大于消费拉动力指数排名，则定义为要素推动力创意城市，反之则为需求拉动力创意城市，若相等，则为综合型创意城市。按此分析，北京是典型的要素推动型创意城市，而广州则是典型的需求拉动型创意城市。仅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的比例一项指标，广州便以2009年度的18.13%和2010年度的18.44%遥遥领先全国其他城市。
　　不过，相较于研究结果，很多人更担心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未来的命运。曾被寄予厚望的香港创意指数，由于发布频率过低、政府管治等问题，影响力和应用度远远低于预期。深圳大学副校长、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凤亮也直言，许多指数模型某种意义上是科学假设，未必与实际完全一致。对于首次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来说，从理论框架到现实应用，到底有多远？
　　指数不能简单去看数字。周志民认为，对于政府来说，中央层面可以了解到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宏观调控；从被评估城市来考虑，可以了解到自身文化产业发展的状况，相当于一个体检。
　　至于参考价值与指导实践，周志民如此举例，比如一个企业要投资文化产业，可以从评估指标里看到城市需求，决定未来的投资方向。评估指标还可以具体到某个产业，对于产业投资有价值。
　　目前，很多地方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看法，还停留在文化产业占GDP比重多少的层面上。这样的观念，被周志民指为有规模没质量。创意指数提供了一种思路的转变，提供了当地政府对症下药的依据。深圳的要素推动力指数和需求拉动力指数都相对较弱，今后应当在人才、科技、文化资源等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同时刺激市民的文化需求，扩大文化消费。报告中如此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