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经典？我的浅见是，至少应该有以下三项标准：一经典是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精髓，能够集中反映其文化本质和价值理想的作品；二经典具有独特性和无可替代的代表性，是难以复制和模仿的；三经典是历史长期检验的产物，历久不衰，历史、时间是经典最公正的评判者。
　　经典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词汇，其内涵与外延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上，往往不是这样，不少以经典命名的事物却常常使人产生疑窦：什么书才是经典呢？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经典本有明晰的所指，大多指典范的儒家典籍，如：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书·孙宝传》)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史通·叙事》)祭祀之理，制于圣人，载于经典。(《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当然，有些道家道教或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作品，也被视为经典。但是，经典单独使用，指儒家类的文化元典，意义虽然失于狭隘，但至少内涵是明晰的，不至于产生混淆和名实不符的现象。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奔腾不息，具有百家之学的优秀传统和日新不已的创造精神。在今天，将经典仅局限于儒家元典并不符合时宜，但是，如果泛用经典也会导致经典一词名实不符，在客观上妨碍经典的文化意义和独特价值。经典如果被降低标准，会导致人们对真正经典精神价值的误解，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上个世纪初，著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朱自清等对经典都有很精到的阐发与谨慎的使用。梁启超对胡适列举的国学最低限度的书目中宁列《三侠五义》、《九命奇冤》等却不列史部的《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大发微词，原因是容易混淆人人必应读之书与应该知道的书，这给人们区分经典提供了重要参考。梁启超撰写《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书，不用经典而代替以要籍，就显示了可贵的谦虚谨严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涉及的经典包罗面较广，经史子集都有，视野开阔，但基本是已有的经过时间检验的重要文献。朱自清在《经典常谈》的《序》中说，他使用的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以及一些集部的作品，即使字书《说文解字》在该著中也被列为经典，而且作为入门首要阅读的书籍。他强调经典训练不完全等同于读经，范围可以广些，但目的也是使人亲近经典，从更广阔的方面提升人们的学识、见解、学力和经验。朱先生列举的经典虽有全与不全(乃至节选的篇章)等，但也都是经过思想学术史印证有恒久学术价值的典范作品。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前贤们的治学实践和学术主张，有助于我们反思对经典的衡量标准。
　　什么是经典？我的浅见是，至少应该有以下三项标准：一经典是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精髓，能够集中反映其文化本质和价值理想的作品；二经典具有独特性和无可替代的代表性，是难以复制和模仿的；三经典是历史长期检验的产物，历久不衰，历史、时间是经典最公正的评判者。在这种意义上，经典无疑是人民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它们像等待人们不断开掘的矿藏，能够在每一个时代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激发人们不断地继承创新，促进中华文化可持续地发展。
　　至于今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品、杰作，有的学人认为，可以经过现在的某种评审将它们确定为人文经典。我觉得同时代的任何评审都不可能推出真正的经典，这是未来历史要做的事，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代替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