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0月27日-28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创委会、河南省作协、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主办，时代报告杂志社、鲁山县文联承办的“2014年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在平顶山市鲁山县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位作家、专家怀着对文学的美好愿景参加了本次创作会，就当前报告文学的发展现状，创作方向，理论批评，人才培养等纷纷发声，坦诚直言，讨论深入，情深意重，反思、唤醒和鼓舞着全国热爱报告文学的创作者，报告文学的大时代，新景致已经到来!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聚会。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主要讲话的新形势下召开本次创作会，是近年来每年一届创作会的延续，有力地提振着创作者参与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信心，团结了全国最广泛的报告文学作者，他们立足大地，在日常生活中，在中国故事现实版的叙述中，贴近现实社会生活，正确传递社会信息，发出了中国声音。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先生在会上指出：作家的使命是为时代和人民写出好的作品，我们今天召开的会议，应当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加鼓舞了我们的信心，本次创作会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书记的讲话，不断鞭策自己致力于报告文学事业，行动起来，使得报告文学真正成为接地气的文学。

原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创委会主任张胜友先生鼓劲预言，在21世纪的今天，报告文学事业一定大有作为，大有可为。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先生表示，此次活动旨在促进和交流当前报告文学的创作经验与检视创作成果，研究探讨报告文学的发展方向，鼓励报告文学从业人员深入生活了解社情民意，在时代改革的大潮中感应时代脉搏，从不同的视角见证祖国变化的历史。

两天以来，在作家和专家的互动中，当前报告文学饱受争议的一些问题得到了深入讨论。直面困惑，明心悟解，对报告文学的创作指明了方向，辨别了是非，必将有效地促进报告文学的健康发展。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记之：

文体写作优势是否丧失

近些年来，关于报告文学的写作，社会上有许多偏见，偏见到极处，便随意发表厄言，甚而说出报告文学已死这样的话。

或者有人退其一步，说报告文学在坚守中发展前进，那么这种愤慨和担忧是否准确呢?在当下，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其文体写作优势是否丧失了呢?

答案要在现实中找。

报告文学的生命竟勃意盎然。

李炳银先生半生治学，自称是中国报告文学的“管账先生”，他对这些偏见和担忧不以为然。在《南方周末》采访时曾充满感情地说：“报告文学万岁!”报告文学能万岁吗?他说，“一定能!”

在本次创作会上，他开宗明义地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代和文学的成长发展也有一个相互需求的关系问题。报告文学，就是在新的时代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是作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不是一个作家主观地通过坚守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些年来报告文学的发展一再地表明，当下的时代是报告文学的时代，纷繁复杂的生活需要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强势介入，报告文学不仅不会死，而且要活得好好的，是时代选择了这一文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我反复思量，就报告文学近年来的使命担当、核心价值观的宣扬与深沉的忧患意识等方面而言，报告文学的发展是没有问题的，为人民写作的方向一直没有动摇。而且在传递社会正能量，促进社会发展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其主体潮流趋向都是很好的。

据统计，2013年，我国长篇小说共出版4729部，但闭上眼，不知道人们会对那几部作品留下印象。可是报告文学就不一样了，就2014年而言，我随便就能举出20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这可能与我是个报告文学的专业读者有关，但报告文学的成绩是不可以忽略的。报告文学完全可以成就一个人，成就一种文化文学现象。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就曾经是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主角，占领着文学舞台的中央。报告文学是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的文体。

在报纸新闻、网络新闻到达不了的地方，到达不通透的地方，到底不深刻的地方，报告文学正在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当报告文学处于一种很好的历史机遇当中时，真实的生活充满了无尽的魅力，是任何一个作家在房间里虚构不出来的。报告文学正是社会真实生活魅力的很好传递渠道。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要和整个国家、民族一起呼吸，一起参与大时代的变革，在生活和作品中，要有一个作家独立的思考和评判能力，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非虚构”一词的争议

“非虚构”一词在中国引起的争议，一定会引得最早使用这个词语的外国知识分子在坟墓中也啼笑皆非。

据何建明先生讲，这个词语的运用最早是法国以左拉为首的一批小说家提出的，西方有“非虚构小说”一说。可见这个词在运用之初就不是严谨的，但顾及当时的文化生成环境，且由小说家而非由理论家提出，不严谨倒也罢了。

可是，近年来，这个词在中国热了起来。先是一些评论家鼓吹报告文学已死，试图以“非虚构”一词取代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有貌似的理论鼓噪，有作品发表，初衷是好的，可是不严谨，原因在于，虽以“非虚构”阐述报告文学的本质，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过大，且概念的内在逻辑是相互矛盾的。当试图以其取代“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时，独特性就隐微了，消融了，成了虚构文学的另一个对面，是一个文类概念而非文体概念。笔者曾在《非虚构一词的困惑》一文中有详尽的辩驳。

所谓的“非虚构”文学在中国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好多作品并非“非虚构”，即真实，而是自由写作，感性写作，包含一部分作家在现实中的投机和逃避。何建明先生说，此时，真和假掺杂在了一起。依我看，发表的一些所谓“非虚构作品”没有正面歌颂的，多是一些个人的社会感触和接触内容，格局小，社会责任担当意识薄弱。似乎也没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理解批评党和国家的现实，缺乏一个作家的理性和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

李炳银先生说，“非虚构”的提出其实就是试图借用和开发真实的价值。但是，在这个开发和借用的过程中，编辑、作家又想给自己留下足够的自由表达空间，不使自己被紧紧地捆绑在事实上，避免因事实真实带来某些压力和纠缠，就在写实的边缘，为自己开了一个可能逃避的小口。这其实是作家、编辑缺乏对真实承担负责勇气的表现，是不惜牺牲真实而为了所谓的文学性的投机做法。

李炳银先生认为：报告文学文体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开放性胸襟的概念，其写作方式各不相同，表现形态也各有类型。“非虚构”这一概念很早就已经进入中国，当时中国已有“报告文学”这一概念，而报告文学的根本就在于“非虚构”，即真实。于是大家便默认了这两个概念的等同，非虚构就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就是非虚构。“非虚构”这一概念随着当年报告文学的风行而被渐渐淡忘。但近年来因为很多人对“报告文学”的陌生和偏见，试图取消“报告文学”，并把“非虚构”概念强势推出，“水由此变浑了”。大众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一“概念”身上，却不知道它与报告文学曾经的渊源。比如梁鸿的《梁庄》就被我收入《报告文学选集》。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有些媒体推出的所谓“非虚构”作品，是否真的是“非虚构”?作者是否可以承担起真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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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有些评奖中，李炳银先生明言，就有标榜的“非虚构作品”的作家，我们问作者，敢不敢对自己作品的真实性负责，最后答复是不敢。

题材选择的艰难

对一个作家而言，题材选择的功力无论如何都不是小事，纵使有倚马千言、文采斐然的高超本领，如果题材选择不当，其写作的目标就会偏移，进而陷入叙述的无间道中。题材选择是一个作家眼光触及的根本点，题材选择直接涉及重新发现，重新出发，重新阐释，最终生成一个作家在此题材上独特的思考和评判的语义场。

何建明先生在谈到鲁迅文学奖评选时说：“报上来的作品中很多题材重复，表达单一，许多作家写的并不是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在言说上不时能感受到困顿。看有些书名，就感觉到有些作家的创新能力在下降。比如，自从赵瑜写了《马家军调查》和陈桂棣、春桃夫妇写《中国农民调查》后，好多报告文学作家不时也来个《中国××调查》，不仅冠以‘中国’二字开头，而且不管什么题材的取名都来个‘调查’，明显感觉作家用心不够。我们读完有些书后发现，很多书名起的很大，内容却是一个地方一个公司的个体事件，其视野和思索还远远上升不到整个国家的高度。”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李冰先生最近在一篇《关于报告文学的卮言散议》中说：“选择社会热点题材，常常会使作品受到更多关注，但是否具有思想性还要看作家开掘题材的功力与水平。近年来，许多报告文学作家把目光集中在很多大题材上，确实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但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绝不应仅仅依赖于热点题材，而应该对任何有价值的题材都进行深度挖掘和个性表达。从平凡人物、日常小事反映出社会发展进步，其意义和价值不逊于对宏大题材的书写。要警惕对某 些题材的过度消费，防止在一些热点题材面前一哄而上。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与题材本身价值的高低并不一定成正比。即使是面对一个热点题材，如果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表象书写，缺少深入的开掘和剖析，最后呈现的也会是庸常之作。”

有些作者想写大题材，这种雄心是好的，但往往很多现实题材的选择非作家本人能够完全决定，有些题材的写作就是命运，一个写作者一生会面临不知多少次这样的题材选择，在其中，不是跟风地写，不是投机地写，不是被金钱和权力奴役地写，而是去写自己身边最熟悉的人和事，反而可能奏其大功。

何建明先生为此呼吁很多基层作家转变创作观念，他说，一个作家的本身就是作品，我们身边最熟悉和感人的事情就是最好的题材，在小人物、小场景中也能体现出中国精神。我们今天在鲁山开会，鲁山有鲁山大佛，佛法上说明自性才能成佛，但愿我们每个作家都能找到自己，为报告文学的事业战斗起来，坚定写作的方向，对报告文学爱的真挚，爱的彻底，爱的干净，爱的浓烈，爱的燃烧!

原《中国作家》副主编萧立军先生说，就我自己感觉，以前，人与人的关系是互助关系，近些年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货币关系，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现在，自从习近平当总书记后，社会风气出现好转，我们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真是要研究一些问题，不能碰到什么题材就写什么题材，在题材选择上，要有我们自己的视角和判断。要多关心时政和社会，提高自身素质，下功夫地去写。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黎光先生说，就我自己的创作实践来看，我一直都在题材选择和写作技巧上下功夫。从《没有家园的灵魂》到《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再到我最近写的一部关于中国现代化思索的报告文学作品，我写的每一篇作品都在避免重复。我想说的是，每一个题材作家选取时都不能盲目，如果选择好了，就一定要调查深入，采访足够，否则，到真正写作时会很艰难。

如杨黎光先生所言，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其实是用脚步，用思想在写作，而这一点，也是报告文学写作不同于其他文体写作的特点之一。

报告文学创作有规律吗

报告文学创作有规律吗?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著名评论家李朝全先生说，有些报告文学作家总结出报告文学创作有三大规律，是有规律可循的，即：“报告文学创作是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 “写独特，独特写，要有我。”和“带着镣铐跳舞。”

有一些作品在这几个方面有代表性——

如同写汶川地震的：李春雷的《夜宿棚花村》，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

调查型的如李迪的《丹东看守所的故事》，黄传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我的课桌在哪里》等。

思考型的如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生死一线》，李春雷的《幸福是什么》等。

结构处理好的如任林举的《粮道》，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

剪裁得当的有代表性的如李春雷的《朋友》。叙事有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

人物写作代表性的有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刘先琴的《玉米人》等。

“带着镣铐跳舞”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有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余艳的《板仓绝唱》等。

可见，要创作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在诸多方面都需要通盘精深地考虑、研究和用心，一部好的作品是多个能力的综合体。很多与会者认为，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而言，相较其它的文体创作，作家本人应是一个综合能力最强的作家。在保证叙述主体的生活真实性的前提下，任何艺术手段都可以为我所用。

也有作家担忧，忠于生活真实性的创作，其“带着镣铐跳舞”似乎会受到某种限制。对此，李炳银先生说：“相较其他文体，报告文学确实如基希所说是一种危险的文体，这种危险可能来自于对真实是否完全的恪守，来自于权力和主流话语的限制，来自于为社会担当却遭大众群体的隔膜与孤立，来自法律层面的诉讼风险，但这些问题对于那些报告文学创作的高手和大家而言，都不是问题。他们不会简单的处理题材，不会机械地理解题材，不会丧失掉在事实面前作家理性的评判，他们往往还能在局限中找到无限，在局限中获得创作的自由。像徐迟、赵瑜等作家。”

这种创作的自由的开阔程度是否能够办到呢?

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先生说：“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品确实具有特殊的教化和塑造作用。新闻是即时的，浅表的，而报告文学是深层的、立体的、形象的、震撼的。由于其特有的文学魅力，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一个人的心灵，从而深度阅读，形成感动和感悟，进而影响和改变人的世界观——确实是!比如我们对某一个人，某一个事件，某一段历史的看法，只需一部有独特思想和出众文采的报告文学，完全可以办到。”

2014年，对于李春雷先生来说，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收获年，这个曾写过《木棉花开》、《宝山》、《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夜宿棚花村》、《我的中国梦》的作家，在本年度不断推出有影响力的大作《赶考》和《朋友》。谈及创作体验，他说：“我们要用双脚走进生活，用胸膛贴近大地。常常有作家朋友说，我们本来就在生活中，每天柴米油盐、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还体验什么啊?是的，个人的生活真真切切，生动水灵。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论是教授、记者，还是工人、农民，人们所熟悉的只是自己生存的那一方空间。除此之外，对于广阔的现实社会的主流脉动，对于更广大人群的真实生活，又能熟悉多少呢?

“生活是一个意蕴丰富、广阔无边的世界，涵盖着各行各业、现实历史、思想意识，涵盖着内心和外在、个人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切有志于反映时代本质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尽可能多地、尽可能深入地融入社会，融入生活，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现实，进而精准地反映现实。这是一个客观的甚至是科学的法则。”

找到最准确的表达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生活的丰富性是一个作家一生取之不竭的巨大资源，远比那些只靠虚构和想象写作的文体要丰富的多，但这种“多”如果没有报告文学作家身体力行的探索，这种“多”只是他处的、隔膜的和隐蔽的。不深刻地触摸和融合这些资源，其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在有经验的作家那里，这种体察也是无比艰辛的。

就笔者所知，陈庆港先生写《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花了10年时间走访和写就，陈启文先生写《命脉——中国水利调查》花了20年时间走访和写就，很多文字不是用笔在写，而是脚步、时间和心灵共同成就的。

在具体创作中，在付出很多艰辛得到采访信息后，找到最准确的表达就显得弥足珍贵。

好多作家说，有时找到作品的某些细节，往往就会一下子激发出创作的灵气。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张健先生谈到自己创作《珠穆朗玛之魂》时说：“我准备要进入创作时，面对珠穆朗玛这座世界最高的山峰，想捕捉到其灵魂，真是让我煞费苦心。我开始放点音乐，似乎有慢镜头般的经历不断涌现出来，我告诉自己要写的风趣，要机智，要放松，要让闲笔不闲。以前，好多人都说要征服雪山，于我而言，是亲近雪山。在珠穆朗玛登山大本营几个月下来，好多故事叠加着让我感到美好，其中美好中也有听到有些朋友不幸遇难的悲痛，那时，感觉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作家，而是他们的朋友，是生死兄弟。我怕自己写作时把特别美好的东西给弄坏了，后来，渐渐一些丰富的、激情的、外延很大的故事给了我灵魂的震撼，让我把自己调整到一种面对雪山时信任的程度，这时，我感觉自己好像找到了那种要表达的感觉。”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迪先生说：“在写《004号水井房》时，我为了写一个农民工，我三下塔克拉玛干沙漠，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写在那儿守水井房的邓师傅两个人，细节不好把握，苦苦思索之际，邓师傅养的一条京巴小狗突然给了我灵感，邓师傅叫他‘小沙漠’，我行文的第一句话一下子就出来了——‘天还不亮，小沙漠就叫醒了大沙漠，也叫醒了邓师傅。’文思顿开。”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肖亦农先生谈到他创作《毛乌素绿色传奇》时说：“我采访时得到这样一个细节，所写人物在沙漠上特别孤独，每天干完活后，他有时把自己的脚印用盆子或塑料布盖起来，那一刻，这个细节给予我的震撼，让我有了痛感。”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先生说：“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一个更艺术的东西呢，我说，我不会写小说，所以就写报告文学。因为生活本就非常真实和具有戏剧艺术性，有些情节根本虚构不起来。我始终认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种文学体裁的发展会占主流，比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想，在21世纪，报告文学的创作会占主流。一个作家不管写什么，只要找到自己最准确的表达你就一定能写的出色。”

另外，报告文学作家张富领先生、萧根胜先生、傅宁军先生、郑旺盛先生、张益先生、冯小军先生、秦志怀先生、袁杰伟先生、陈果先生、夏坚德女士等也结合自身创作情况纷纷发言。

在当下，社会生活纷繁复杂，需要另一个眼睛也许才能看见光阴的背面。张胜友先生说，以中国话题为例，大家眼中就有“央视中国”、“网络中国”、“朋友之间调侃的中国”的视角，这些局部的真实，就需要作家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报告文学作家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因此，在找到准确的表达的同时，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还往往是一个思想家，比如刘宾雁《人妖之间》一文，首次提出“权钱交易”，“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和“党不管党”的问题，时值今日习总书记大力反腐，其实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这里，作家的思考一直要延续，你不深入思考，就没有办法行走，也无法践行真正为人民写作的事业。

李炳银先生说，报告文学作家写作，你一定要比主人公和事件站的更高，要为人民，为社会，为我们大多数的老百姓看见更多的东西。因此，好的报告文学是对社会生活事件矛盾和人物具有把控和解释能力的作品，优秀的作品能够延伸人的视野，改变读者的感受，紧紧把握住社会的脉搏、笑点和泪点。记得文革后一次广场演讲中，一个诗人说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现场反应平平。诗人艾青说，一切冤假错案都要平反，顿时掌声淹没了演讲者!这种类似报告文学式的真实性的直接的表达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原因恰如索尔仁尼琴所说，一句真话的分量比地球还重!愿广大的报告文学作家再接再厉，找到自己，与时代同步，为人民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