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要不断向生活学习——访作家刘庆邦

来源:2015年11月30日《文艺报》 作者:王 觅 时间:2015-12-01 【字体:

在刘庆邦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题材,一半是乡土题材。比如他今年推出的长篇小说《黄泥地》,有评论家称其“是用光秃秃的笔在黄泥地上辛勤雕刻”。虽然时代不断改变,可他对现实主义创作的那份执著却从未更改。

记 者:您多年来坚持现实主义写作。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认为自己的作品中有哪些变与不变的东西?

刘庆邦:可能因为我生性比较固执,做事“一根筋”,不够灵活。我认为人只有一生,我这一生在创作上无需更多的主义,能把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到底就算不错。我对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解比较宽阔。只要不是写人的前世,也不是写人的来世,只要写了人的今生今世,就是现实主义。前世和来世,都是源于一种想象。不管往前想象,还是往后想象,想象的基础还是今生。我的想象离不开脚下的土地,离不开我的经历。加上我的小说本来就是写实的、及物的,是严格按照日常生活逻辑推动的,怎么能脱离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人生经验呢!

风在变,云在变,社会千变万化,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是人类永恒的审美对象,比如太阳和月亮。阳光给人光明,给人能量。月光给人慰藉,让人遐想。世界就是这样,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文学创作主要是表达情感的,情感之美是核心之美。写作手法可以变,表现形式可以变,载体可以变,但情感作为文学作品的根本支撑,这一点不会改变。衡量一篇作品优劣的标准,还是要看作品里所包含的情感是否真诚、饱满、让人感动。

创新当然好,创新的呼声也很高,几乎成了一种强制性的标准。然而情感不分新旧,好作品里动人的情感力量会让我们常读常新。文学从来不是集体的事业,是心灵化的个体劳动。文学不是时代的闪光,是个体心灵的闪光。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却不是时尚的产物。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记 者:煤矿和乡土几乎构成了您写作的全部内容。您曾说:“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对此应如何理解?

刘庆邦:我写农村生活和矿区生活的小说比较多,原因很简单,我熟悉农民生活和矿工生活,或者说我曾经是一个农民,也曾经是一个矿工。1967年初中毕业后,我就回村当农民去了。我不想当农民,也不是一个好农民,但那几年,命运的泥巴吸住了我的腿,我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我在烈日下锄地,割麦,打场。我淋着连绵的春雨,到地里栽红薯。在大雪飘飘的冬季,我拉着架子车往地里运肥。我还脱过坯,打过墙,挖过河,垛过麦秸垛。庄稼活儿我差不多都干过,说起来都不离谱。煤矿的生活也是一样。1970年,我被招到煤矿当上了一名矿工,前后在矿区生活了9个年头。我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不管是农村生活,还是煤矿生活,对我来说都不是他者的生活,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这些生活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只要拿起笔来,我脑子里活跃的就是乡村父老和矿工兄弟的形象。

我比较关注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也写过一些农民在城里的遭遇,比如长篇小说《红煤》、中篇小说《到城里去》等。我还关注农民变成矿工的问题,它集中体现了农民进城打工和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的现实。我之所以强调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深刻的现实,是不想被行业所限,只是把煤矿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和舞台,以表现广阔的社会现实。我还愿意把我所写的一系列煤矿题材小说看成是“在深处的小说”,不只是在地层深处,更是在人的心灵深处。我用掘进巷道的办法,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文学毕竟是从内心世界开始,向外部世界辐射,从认识个人开始,认识整个世界。个人的命运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体现在个人身上。如果要给自己的写作找一个目标的话,那就是怀抱人道主义理想,投入自己的生命,以真诚的态度写人,写人的丰富情感,直抵复杂的人性深处,建设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

记 者:您曾有过多年的矿区生活经历,每天都需要深入矿井,之后又从事过煤炭地质系统的宣传报道等工作。这些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刘庆邦:在矿区生活时,我最向往的职业是能当一名记者。调到煤炭部当上记者之后,我热情很高,一有时间就积极到全国各地的煤矿采访。如果说我的矿区生活是一个点,当上记者之后,生活的面积大幅度扩大,由点变成了面。全国各地的煤矿,除了西藏的煤矿,大部分煤矿我都去过。当了20多年记者,对文学创作很有好处。一是打开了眼界,拓宽了胸怀。人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眼界到哪里,境界才能扩展到哪里。二是立足点发生了变化。当记者使我站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立足点上,不知不觉就要面对全国的读者,和全国的读者对话,甚至和世界的读者对话。三是在采访中得到了不少小说写作的素材。一篇新闻稿子写完了,觉得自己想表达的感情没有很好表达,想写的细节不能充分展开,有一些想法也不便在新闻里说,于是便写成了小说。

当记者期间,我曾多次参与报道矿难,情感和心灵受到了强烈冲击。1996年5月21日平顶山煤业十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84名矿工在事故中丧生。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我就赶到平顶山采访。说是采访,其实我主要是看、是听,是用我的心去体会。那些工亡矿工家属都处在极度的悲痛之中,我不忍心向他们提问什么。那几天,我天天跟那些家属在一起,我的心始终处在震荡之中。我咬着牙,一再对自己说不要哭,可眼泪还是一次又一次涌流出来。我无力为他们做什么,只能用纪实文学的形式,较为具体、详尽地把事故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记下来。我要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一个矿工的死亡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广泛的,而不是孤立的;是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是久远的,而不是短暂的。这篇作品在全国煤矿系统引起持续性的反响,至今不少煤矿还把它作为对矿工进行安全教育的教材。

记 者:有人认为,“作家不用深入生活也能写出好作品”,“作家平日就一直处于生活之中,无需再刻意深入”。您对此怎么看?

刘庆邦: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要取暖,就得挖煤;要酿酒,就得种粮食;要持续写作,就必须不断向生活学习。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就好比梦是对生命的虚构,没有生命就没有梦;树影是对树的虚构,没有树,虚构就无从谈起。人的想象不可能凭空,都离不开生活这个根本的基础。的确,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创作素材,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经历有限,你写少量的东西还可以,短时间写作还可以,要做到持续写作,不断拿出新作品,仅靠自己的生活,写作资源就会枯竭,甚至会出现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的情况。还有一个审美对象的问题。作家可以自怜、自恋,可以把自己和自己周边的人作为审美对象,但久而久之,那样的东西是不是有些单调呢?胸襟是不是有些狭窄呢?作品的格局会不会有些小呢?分量会不会有些轻呢?文学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关注和表现民众的疾苦。如果把自己封闭在小圈子里,不关注、不了解普通民众的疾苦,谈何表现呢?

深入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件自然的事,也是一种纪律。不是别人要我深入生活,而是我自己要深入生活,到农村去,到煤矿去。农村的点比较固定,那就是我的老家。我到煤矿深入生活的点则多一些。这些深入生活的实践都给了我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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